香港早期華人的社區意識如何形成？

逍遙的安少

作者：逍遙的安少

香港早期華人的社區意識如何形成？試就開埠以來至辛亥革命的有關資料，詳論你的觀點。

        1841年1月，義律為首的英軍登陸水坑口，宣告香港島納入英國管治，打開了香港殖民地歷史。從義律的公告中，不難發現原居民無論在禮儀及法律，一切如舊。 縱管如此，隨著政府施行地保制、保甲制，以及華人士紳及精英冒起，1842年至1911年間，香港華人社區意識日趨強烈。

        何謂「社區意識」？據學者林瑞欽、劉邦富及黃秀瑄認為有兩方面，第一是對社區有相共的歸屬感，形成社區認同，第二是撥出時間、心力、金錢等社與公共事務活動。 此外，學者宋念謙指出這是一種整體心理的歸屬情誼，包含了個人對社區事物及活動參與感、社區環境認同感及社區生活滿意度與鄰里互助關係。誠然，社區意識就是人民或個體的歸屬感。

        1844年至1861年港英政府推行保甲及地保制，形成華人自治保安區，提高了華人社區意識。據1853年第13號條例所註，華人社區以十戶一甲，產生甲長；以百戶一保，產生保長，其人選由各區選舉產生，提呈港督，以作委任，職能與警察相同，保長歸警察巡理府所管。 此外，又於1853年通過《華僑地保例》，各華人社區的納稅人自行選出不少於10人，不多於24人的評審員團，經選舉產生地保，職能如同調解員，提出方案解決華民紛爭，並協同太平紳士監督簽署協議書結案，亦可協同評審員團裁決案件或移交法院處理。地保之薪金依1857年第6號《華人登記及調查戶口條例》，於各市鎮、鄉村及轄區徵收。由是觀之，在保甲及地保制下，分成各個自治管轄區，華人需要互相協調、討論，選出保甲長及地保，處理仲裁、調解、徵稅等等事宜。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大大提高，漸漸形成了華人自治的社區意識。另一方面，1850年南天地會之亂而來的大批難民，均來自不同的地方，彼此互不認識，自有不少衝突。 地保制的推行，聚合了這些中國各地的難民，以作管治，無疑築固了他們華人社區意識。

        1870年至1890年間，華人基於共同鄉籍，互相幫助，形成了同鄉的華人社區意識。隨著內地移民增加，香港自然出現了衛生問題，例如屍首無人認領、隨處擺放，情況日益嚴重。各籍貫人士漸次關注問題，於是紛紛出資籌建同鄉會，以資助與辦理喪葬事宜，例如1887年郭義堂、1888年郭善堂、1880年代的新寧會館、1893年福仁堂和東義堂。此外，亦籌建義塚，暫存屍首，以便日後送回鄉下安葬。例如1872年聯義堂、1875年高要和高明縣義塚、1883年三水及1894年南海籍義塚。 隨著時代發展，同鄉會亦肩負起籌辦春秋二祭的工作，順德綿遠堂正是一例。1890年代中期，二祭更成為大部份同鄉會事務之一。 除了死後服務外，同鄉會亦與生意有關。例如1875年潮州籍商人成立的聚和堂，其職能便是仲裁及解決商人糾紛，並管理潮州會館產業。 1900年代，客家、廣東、惠州、嘉應等籍貫人士相繼成立行會，協助同鄉移民，亦會共同合作，服務他人，例如1872年義和堂及1873年陶義堂。 故此，早期華人成立同鄉會，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透過同鄉會的工作、聯繫、互動，華人之間的同鄉意識漸次提高，加強了鄉籍的認同與歸屬感，形成了以同鄉為核心的華人社區意識。

        1872至1912年間，精英華人透過東華醫院及保良局，加強了全港華人的社區意識與歸屬感。針對屍首隨意擺放、衛生惡劣的問題，當時手執牛耳的上流華人士紳遂與港英政府協商，籌建東華醫院，於1872年落成。東華醫院成立之後，便在堅尼地城興建「牛房義山」，安葬骸骨， 並且參與1874年風災後無人認領的屍體處理工作。 此外，東華醫院亦創辦義學，透過文武廟捐款收益，興辦中華書院，作育英才。 東華醫院亦成為調停及處理華人糾紛的場所，協助華工出洋，並且從中發現拐賣婦女問題，遂於1870年成立保良局，解救婦女。東華醫院亦多次與港府交涉，爭取華人平等權益。例如代華人入稟香港政府、要求政府登記店鋪合伙人名字，並允許華人晚上外出無須攜帶燈籠。 除了香港，也有中國，就是國內的救災工作。1877年，東華醫院籌款16萬元以解救華北旱災災民，又於1885年賑濟廣東水災，兩次皆獲光緒嘉許。 由是論之，東華醫院事事關心華人狀況，處理華人糾紛，並與港府交涉，又接濟國內災民。一方面加強了全港華人的團結與向心力，一方面又把香港華人社區意識提升至關心全香港，關心全中國的另一個層次。

        1880年至1911年間，華人精英參與政治，關心國事，有著崇高理想，把香港華人社區意識提升至更高的層次。這個時代的華人，往往深受西方思想教育與啟蒙，例如伍才、楊衢雲曾就讀聖保羅書院，孫中山、謝纘泰、何啟等則是皇仁書院，而陳少白是香港西醫書院，為他們擔任要職提供有利條件，得而為華人發聲。例如1880年伍才擔任定例局議員，便就大會堂博物館華洋分流的種族歧視，提出抗議。 何啟作為潔淨局一員，反對干擾華民生活的公共衛生法案等。 此外，這些華人精英亦關心中國的前途問題，1895年何啟與胡禮垣共同發刊《新政論議》，就中國甲午戰敗，發表己見，要求變革， 又刊登”維新”文章於《德臣西報》上。 而另一班熱血青年，則深感清廷腐敗，於是籌組革命，例如楊衢雲及謝纘泰等人成立輔仁文社，作為議政及談論革命的場所，又與孫中山等人於1895年成立興中會，並於廣州起事。 楊衢雲亦負責購買軍火，以供起事。陳少白則成立《中華日報》，主張「用文字鼓吹革命」，宣揚革命思想。 由是觀之，1880年至1912年間，香港華人精英參與香港政治，為華人謀福祉外，亦因為深受西方教育洗禮，有著利用西方思想改革腐敗中國的使命感，更甚希望改朝換代，拯救中國，故可云這時期的香港華人社區意識，已經上升至政治層面，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綜合而言，香港開埠初年港府以行政手段，劃分轄區，客觀地形成了華人社區意識。隨著移民漸多，華人同鄉意識亦日漸提高，形成同鄉社群。1870年以後，上層華人透過東華醫院與保良局，負起華人社福責任，關心中國，擴大了整個華人社區意識。最後，一班深受西方教育的華人精英，心繁國家，追求崇高理想，把華人社區意識提升到另一層次，故華人社區意識是漸次強烈與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