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糾正史誤系列─中國放棄戰爭賠償完全是從人情考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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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這一有爭議的舉動國人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國人以德報怨，過於寬厚，我的高中歷史老師甚至將此列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戰略失誤，是他所“不能原諒的”。這一看法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即我們本來是可以得到一筆巨額賠款的。然而問題恰恰在於：我們能得到這筆錢嗎？
一、如何得到這筆錢？
1945年日本戰敗後，一共支付了22.3億美元戰爭賠款，其中數額最大的是菲律賓和印尼，各8億。中國、美國、英國、蘇聯、荷蘭、澳大利亞都宣佈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這一處理對日本來說是異常寬大的，而美國的外交說服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1917年美國介入歐洲戰爭後不久，Wilson總統就提出14點建議（包括戰勝國不要求割地賠款、民族自決），這一理想主義的政治主張，在當時引起兩種對立的看法：歐洲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對這個“自命為耶穌第二，來到地球改變人們信仰”的傢伙深為反感，而另一些人則予以高度推崇——蔣廷黻曾說，他當時對此“每一字都信以為真”。
美國是一戰後對德國戰爭賠款態度最為超然的大國，同時卻堅持向同盟國政府收回戰爭債務。法國人對這一點極為厭惡，一度引起兩國外交關係惡化。美國當時無法阻止英、法對德的報復措施，但在二戰中，它以更強的姿態出現，重申自己的主張，這一次，別人必須傾聽它的見解了，即使態度溫和，其建議也是“無法拒絕”的。
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半年，美國向日本提出八項條件，日本同意即可勸和中國政府，其中第4條是不索取戰爭賠款。不久美日開戰，但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事變僅一個月後就提出：美國將在戰爭期間以租借法案幫助盟國，並不得向敵國索取賠償。這一政治姿態一直貫徹到美國戰後的外交活動中。
1945年日本戰敗後，蔣介石發表“以德報怨”的講話，暗示放棄戰爭賠款。蔣的姿態引起諸多猜測，包括其早年在日留學經歷及美國的壓力。但在當時對美高度依靠的情形下，無須美國直接、明顯地施加壓力，蔣也會意識到，一個政治上的高姿態可能是唯一的選擇。在美、英、蘇、荷等諸大國都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形勢下，中國堅持索賠也將是孤立的。雖然中國損失遠大於以上四大國，但至少我們也並不是唯一高尚的。
1946年國民政府的數據稱八年抗戰經濟損失為133億美元，如果以此作為日本戰爭賠款的標準，那麼很可能的結果是：中國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戰後菲律賓向日本索賠100億美元，最後僅得到8億。
194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僅60億美元（人均$86）。在戰後一片殘破的情形下，133億美元的戰爭賠款要求將是日本完全無法承受的，也根本搜刮不出這筆錢來。這首先將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尤其“顯而易見，美國從1947年開始，已經不再依靠國民黨中國，而是集中注意力，和日本建立良好關係”（《外交史，1919-1978》）。美國的支持在當時對蔣政府的重要性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在之後的30年裡更是如此。
退一步說，即使沒有美國的卵翼，中國仍然很難得到這筆錢。因為，問題在於日本是否存在賠償的意願；如果這一戰爭賠款幾百年也還不清，那麼很可能像一戰後的德國那樣，拖延、拒絕賠款，煽動民眾的悲情，結果是為下一次戰爭作準備。
苛刻的戰爭賠款提出不難，難在執行。中國當時雖是戰勝國，但如果日本採取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姿態，中國是無力派兵去日本強行索取賠償的——即使派了兵，最終不但付出大筆駐軍費，還可能一無所獲，法國一戰後佔領魯爾區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鑒。一戰後德國僅支付了不到30%的賠款（360億馬克[1]，總額為1320億），同時卻從海外借入330億馬克，這些貸款大部分都沒有歸還。也就是說，一個破產的德國毫無賠款意願，只是拿貸款去還。
1949年後發生的一系列大事更使日本戰爭賠款幾乎不可能：中/共北京政府的成立，使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與美日對立；而朝鮮戰爭更促使美國加快將日本建設為遠東的盟友。1951年三藩市和會兩岸均未參加，但在美國主導下，蔣政府不得不承認和會的結果，即中華民國放棄戰爭賠款。至此，日本戰爭賠款問題在法理上已經結束了。
可以說，在朝鮮戰爭後，中國再無機會獲得日本戰爭賠款。美英在二戰後都放棄對德、日戰爭賠款。蘇聯強迫德國支付200億美元賠償，其中一半歸蘇聯（考慮到蘇聯在佔領德國部分領土的情況下也只得到100億美元賠款，我們可以設想中國當時可以從日本得到多少）但美英對此拒絕同意。1946年5月，美國對德佔領區副軍事長官克萊將軍宣佈“除了先前已預支作為賠償的工廠外，將不再從美占區提供一切賠償”，這使蘇聯從西占區獲得賠償的無法實現。不久，西方不再向德國索賠。從其一貫的態度來看，美國既能拒絕從自己佔領地區向蘇聯支付戰爭賠款，那麼，比蘇聯更弱的意識形態對手中國，就更難從美國佔領下的日本得到一分錢。
1965年5月，廖承志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中國不準備靠他國的戰爭賠款來建設國家，而且要求沒有戰爭責任的一代人為前人支付戰爭賠款是不合理的”。這一姿態在當時仍是感人的，但在政治上來說，不如說是對現實的一種被迫追認。
毛澤東在政治上是個極精明的現實主義者，如果當時能夠理直氣壯並且容易地得到一筆巨額賠償，那麼他也絕不會去低頭請求蘇聯援助了。我寧可相信，放棄日本戰爭賠款，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或頭腦發熱，更不是糊塗了、傻掉了，而是他相信，這一高姿態將使中國佔有對日本的道德高地，以“中日友好”來打破日美同盟。指責放棄毛周放棄日本戰爭賠款過於慈悲或愚蠢的人，都未能足夠意識到他們只是放棄了本來就無法得到的東西。
二、戰爭賠款的利弊
二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戰的延續：三個對一戰造成的世界局勢不滿的大國成為大戰的策源地。而這種不滿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一戰後對德國索求的戰爭賠款過於苛刻。
近代以來，法德宿怨越積越深。拿破崙1806年在耶拿戰役中擊敗普魯士，強迫對方支付10億法郎戰爭賠款，1809年又取得每年1.2法郎“貢金”。六十年後兩國乃有普法戰爭，結果法國支出軍費150億法郎後戰敗，割地、賠款50億法郎（相當於10億白銀，是中日甲午戰爭賠款的4倍；或相當於1879-1904法國政府用於公共建設的撥款總和）。此後不出50年，兩國爆發更劇烈的戰爭——一戰中法國損失達2000億法郎，戰勝後向德國勒索巨額賠款，結果卻是希特勒上臺，法國遭到更大慘敗。
這是不到140年的時間裡法德宿怨的四次爆發，前三次戰勝方都拼命壓榨戰敗者，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賠款、割地。俾斯麥曾解釋說“把法國打敗的越徹底，越能保持和平”，這種舉措看似是為了加強自己實力、阻止對方復仇，但每次都反過來加速了這一過程。這一惡性循環的悲劇在一戰後終於達到顛峰，法國在之前的大戰中“失血過多”，極力主張“榨幹這個小個子”，認為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外交史，1919-1978》），“德國必須付清賠款”成了競選宣傳的一句極好的口號；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也發誓“我們搜他們的口袋也要搜出這筆錢來”。這使當時普遍把賠償“更多地看做是一種報復行為而不是正義行為”。
附帶說一下，一戰後英法兩國人民要求德國賠償民間一切的損失，最終，凡爾賽和約中列入一條，強迫德國支付戰爭受害者養老金並給予其家人補償。“這種規定前所未聞，以前歐洲的和平條約中從未出現過這種條款”（基辛格《大外交》）。最近十多年中國對日索求民間戰爭賠償也屬於這一類型。
在國際秩序中，對現狀不滿的大國互相吸引。1922年，蘇聯和德國恢復外交，並放棄對方的戰爭賠款，原因是兩國都對國際秩序不滿。美國在考慮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時，首要吸取的就是凡爾賽條約的教訓，確保戰敗國不再成為新的戰爭策源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廢止苛刻的戰爭賠款——對大國來說，則意味著放棄。二戰後除了蘇聯對德國外，其他戰勝的大國實際上都放棄了對德、日的戰爭賠款要求。
基辛格在談到凡爾賽和約失敗的根源時說：“勝利者在處置戰敗的敵人，以及設計和平方案時，心態必須由獲勝所必要的奮戰到底的精神，調整到為達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協求全。懲罰性的謀和對國際秩序無益，因為它會使戰爭期間實力已大肆消耗的戰勝國，還需要負責壓制戰敗國對和約的不滿，決心抑制到底的反彈。凡有不服的國家幾乎必可找到不滿的戰敗國為盟友。”
日本在二戰後的心態，某種程度上類似於一戰後的德國，像一個輸了一次的賭徒，心裡總覺得要是再來一次翻牌的機會，自己的運氣不會還那麼差。對日本而言，太平洋戰爭即是日美戰爭，只是以中國及太平洋為戰場，正如日俄戰爭以中國東北為戰場一樣，因此不包含對當地力量的尊重——我們在談到二戰緬甸戰場時，也很少會談到緬甸人。
現在的不少國人重新談論日本戰爭賠款問題，實際上主要是出於日本“不思反悔”態度的反感和憤恨，認為自己的寬容沒有帶來善報，相反倒姑息養奸了；人們由此推斷，假如日本當時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就不至於這麼驕橫了。這是一種樸實的邏輯，然而如果當時我們開出巨額罰單，結果或許更糟，而且還未必能拿到錢。我們也可以設想，假如日本態度與德國一樣（幾乎所有人談論這個問題，都喜歡將日德的反省態度作比較），那麼中國人大概就不會再重提戰爭賠款問題了，相反，或許提起來還覺得“傷害了中日友誼”——這是中國人情勝於理的思維表現之一。
那麼或許有人說，苛刻的賠款或許是雙刃劍，也難以執行，那麼合理的賠款又有何不可呢？這首先要看以多少為合理。1946年國民政府說抗戰經濟損失133億美元，1951年北京政府新公佈數字為500億，而現在的說法是3000億。上面已經談到，即使以133億為標準，得到這一賠款也是有難度的。少量的賠款，在政治外交上，實際上還不如徹底放棄更為有效。日本近25年的ODA對華貸款達300多億美元，在某種程度上帶有贖罪援助的味道。單純從技術角度來看，日本得到了名義上不使用“戰爭賠款”這一字眼，但如果當初就以戰爭賠款的名義處理掉，它現在也就不必再背負著那麼多歷史包袱了，這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視之處之一。
現階段的日本戰爭賠款問題，已經成為一種不斷自我證實的迴圈：在這個過程中，國人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了，同時進一步證實日本人的可恨。這種民族悲情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只要它像目前一樣，處於可控制的程度之內。但是，正如俾斯麥曾說的：“我認為令世人相信，我國政策並非註定要導致與法國關係緊張，對我方有利。”如果不幸走到了理智的反面，成了為反日而反日，那麼，最終我們自己也將成為這一情緒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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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3-30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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