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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轉貼]為大明捨生取義的朝鮮志士

西元一六四四年,即大明崇禎十七年、大順永昌元年和大清順治元年,有個朝鮮人來到在北京昌平縣城外的明思宗墓前,絕食七日七夜而死。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事,我國史書是絕不會記載的,但朝鮮的正史和野史卻大書特書,讚美這人是「千古義士」。

該年正是明、清易代之年,「城頭變幻大王旗」,先是李自成的農民軍輕取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繼而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拒降李自成,向敵人滿清乞師,一舉擊潰農民軍。滿清「冷手執個熱煎堆」,得以順利入主北京。在那兵荒馬亂的大動盪時代,這個朝鮮人之死,自然沒有人會留意。但他該有同伴的,也許是家人,又也許是友人,否則他的事蹟便不會流傳回本國了。

他叫崔孝一,朝鮮關西人。崇禎末年,崔孝一舉家浮海,在山東登州海邊登陸,輾轉投靠山海關外的甯遠總兵吳三桂。這個朝鮮人為何不惜千里而來當兵?當時的朝鮮王朝已投降滿清,割斷與大明皇朝二百多年的宗藩關係,該國的志士仁人再沒法在本土抗清,唯有來到父母之邦執干戈以衛社稷。

滿清鐵騎曾先後兩次攻陷朝鮮,殺戮之慘,不下於萬曆年間的抗倭之戰。滿清得勝撤軍時,擄走數十萬朝鮮人,在遼東「人市」作牲畜般公開拍賣;家屬想贖回親人的話,則需「男黃金五蔖,女三蔖」,簡直是擄人勒索!因此,朝鮮大部分家庭都與滿清有血海深仇。朝鮮與我們的大明皇朝同樣是以儒立國,「夷夏之辨」絕不含糊,是以該國雖已臣服滿清,內心深處仍遙尊大明為天朝、上國,而崇禎帝自然仍是天子、皇帝。

朝鮮野史說,崔孝一在本國時曾當兵,也曾與清兵戰鬥。至於說他曾有意募人刺殺清帝皇太極,正史並無此說,不可信。無論如何,崔孝一是懂得武藝的,因此來到大明從軍後,立了軍功,很快便成為吳三桂手下的中級軍官——「把總官」。其實,當時有不少朝鮮人像崔孝一般來到大明當兵,當中又以林慶業最為聞名,也最為朝鮮史書所稱道。

林慶業是朝鮮名將,卻為抗清志業而削髮為僧,潛逃到大明,當上了水師總兵。及後滿清入關,他逃到南京,繼續抗清。林慶業逃亡期間,清人搜獲他的妻子李氏,迫令她說出丈夫的下落。李氏這樣說:「夫為大明忠臣,吾當死從良人,同為大明之鬼。」一字一句,滿溢忠貞。李氏說完後,自殺。清人後來捕獲林慶業,押解他回朝鮮,當眾殘酷地處死他,以儆效尤。林慶業夫妻英烈千秋,這自然是當時的崔孝一所不知的了。

即使是被迫到遼東為清軍「助戰」的朝鮮士兵,也心存忠貞。他們往往只向著大明官兵放空槍、放空炮,結果給清將發覺,嚴加審訊。朝鮮士兵大義凜然的說:我們怎能向父母之邦開火!結果他們全部被殺,得以成為「大明之鬼」。更有朝鮮士兵設法弄沉數十艘運送軍米的船,以免資助胡虜入侵大明。

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這些朝鮮人可歌可泣的義舉,可惜長久以來不為我們所知。其實,朝鮮雖是我們大明皇朝的屬國,該國百姓卻有雙重效忠之義,即除了效忠該國國王,更要效忠大明天子,而又以後者為尊。因此,當朝鮮既已無力抗清時,百姓則唯有寄望於大明了。

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傳到山海關時,「慟哭六軍俱縞素」,當中必然有本文的主角崔孝一。天子死社稷了!他這個屬國子民,還能為誰而戰?何況,他的總兵官吳三桂已剃頭降清,要當胡虜的馬前卒了,難道他也要助紂為虐?結果,崔孝一選擇了做逃兵,但沒有回國,而是歷盡艱辛來到荒涼的皇帝墓前。

我們不知道崔孝一在明思宗墓前有什麼言行,想來哀痛悼念是免不了的。當時天子之死,震驚天下,朝鮮舉國哀掉,有些人悲痛得自殺殉君,連與大明曾血戰數年的日本「倭奴」,也罷市一天。及後,朝鮮國王曾想起兵北伐,為大明報君父之仇;日本也以「華夷變態」,曾派軍出征滿清「夷狄」,後遭大風浪而止。即使到了風雨飄搖的短命南明朝代,流求(沖繩)、交址(越南)等屬國仍向明帝朝貢和請頒曆書,克盡臣子禮節,它們都無愧於大明。這些三百多年前的史事,我們現在看來難免匪夷所思了。
然則崇禎帝對朝鮮又有何功何德?朝鮮被迫屈膝簽下降書時,正是崇禎帝焦頭爛額之時,內有蜂擁而起的農民造反大軍,外有野心勃勃的滿清鐵騎,真是內外交煎。但他接到朝鮮求救消息後,立即下令山東守將領兵渡海救援。大明水師來到朝鮮海岸時,發覺該國已投降滿清,只得折回。崇禎帝歎息之餘,不忘譴責將領救援不力。這事傳到了朝鮮,君臣大感愧疚:天子沒斥責我們失國之罪,而只降罪於天將馳援不力,真是皇恩浩蕩啊!

我們不知道崔孝一是用什麼方法來哀悼崇禎皇帝。他可能用漢文寫下一篇簡短悼文,再用朝鮮語念出來。朝鮮是大明眼中的禮義之邦,文風極盛,王室、貴族、儒生以至一般平民,都能熟習漢文。大明禮部官員曾稱讚朝鮮使臣,說該國所呈交的表文非常精美,而且文采華麗,「無異中原」;使臣解釋:小邦計程車大夫也同樣是熟讀儒家經書的。偶然使臣所寫的漢詩為天朝大臣賞識時,國王則喜不自禁地說:「大抵中國之所以厚待我國者,為禮儀文獻故也,雖不可每行必擇能文之人,有意於誇示之,然或有時而擇送,則或於呈文之事,或於言辭之際,若能處之則必有益者也。」朝鮮雖有本國文字,但漢文一直是官方文字,科舉考試也必須使用漢文作答。因此,崔孝一如果要寫悼文,則必然是用漢文來寫的。他究竟有沒有悼文?我們不清楚,但崇禎帝死後六十年,亦即清康熙四十三年,朝鮮國王肅宗有以下這篇祭文:「崇禎七十七年,歲次甲申……朝鮮國王臣李赮,敢昭告於大明毅宗烈皇帝……惟帝初服,如日之揭,鋤其蟊螟,勵以宵旰,憂勤之極,累歎中朝……帝曰死守,義勿去之。殉於社稷,乃禮之經……我邦雖陋,我誠則至,尚冀監格,右此大禧。」朝鮮史書《肅宗實錄》說,肅宗念了這篇祭文後,「上嗚咽不自勝,侍臣莫不感愴」。我們現在讀這篇祭文,也有點「感愴」。祭文使用的是崇禎年號,以示不忘大明。明亡後,除了官方檔,朝鮮官民一律採用「崇禎後」或「永曆後」作紀元,如果有誰敢使用滿清年號,則被視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朝鮮此舉,無非是為了維護「春秋大義」,即義不帝清。

我國古代的宗藩關係當然不是平等關係,但也絕非西方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那種吸血抽髓的壓榨關係。大明一貫堅守「事小以仁」、「懷柔遠人」等儒家崇高理想,對待屬國以寬大為主,所以從不派人到朝鮮「監國」,也不索取一文錢賦稅。大明只要求朝鮮「事大以誠」,能夠準時來朝貢便可以了。大明需要的僅是虛榮,而非實利。大明對屬國朝鮮也說得上是恩深澤厚,正如朝鮮史書所常說的「每有所求,無不允許」。除了初期偶有齟齬,有些宦官和使臣來到朝鮮濫索作惡,又或偶有三兩皇帝索取處女、歌女和閹人,雙方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共處,並且以禮相待。神宗萬曆年間援朝抗倭的「再造之恩」,更彰顯了宗主國對屬國救死扶危的美德。明軍撤出朝鮮時,還將數萬石軍糧賑濟該國饑民。至於朝鮮每年三貢,貢品無非是些土產,諸如布匹、紙張、人參、魚肉、貂皮等,大明回贈的則是數倍於貢品價值的禮物。

換言之,大明做的是虧本生意。除了三貢,朝鮮更有各種名目的使團絡繹於道。這些使團往往數百人馬,浩浩蕩蕩,攜帶了大量貨物到大明來做買賣,因此,朝貢其實是變相的貿易,為朝鮮賺取大量「外匯」。有些御史看不過眼,請求皇帝徵收朝鮮貨稅,皇帝不以為然,例必說:朝鮮國小民窮,讓使團賺些路費又有何不可?與屬國爭利,決非泱泱大國所為。有時,朝鮮使團的隨員會幹出些違反大明律例的事,也往往得到寬恕,只交由使臣自行管教。即使是某些嚴禁售予屬國的東西,諸如軍火、史書、地圖等,也對朝鮮格外開恩,皆因朝鮮非比一般屬國,而是「箕子之國」,也即中原聖人箕子之後,所以雖是「東藩」,等同「內服」,無分彼此。每當朝會或國宴時,朝鮮的使臣都位於其他屬國之首,以示優禮。又按大明官制,朝鮮國王的官職等同大明的三品官,但世子來朝時,卻可列于六部尚書之後。這種種的禮待,都令朝鮮君臣感慨不已:「大明實厚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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