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辛亥以後的滿州旗人命運 (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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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旗人恃俸餉為生，享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多種特權，是清政府恩養的特殊群體。辛亥革命以後，旗人歷史命運深刻改變。

社會生活的失序

辛亥以後，旗人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為圖生存，旗人被迫喬裝打扮，四處逃散。西安滿城被攻破之時，“所有滿人，潛逃一空”。太原駐防男女老幼原額1500餘人，駐防城被攻破以後，旗民多數散居四鄉，“在城者男女老幼共計三百餘口”。京師旗人也逃往各地，其中不乏眾多皇族。1911年11月6日的《申報》報導說：“京師滿人得保定失守消息，連日向秦皇島進發，聞秦皇島目下已有五千餘人”，未逃走的“旗民大半改易西裝寄宿東交民巷使館內”。此外，“京師滿人紛給鉅資托庇外人宇下，自三百、千金至萬余金不等。”旗產在戰亂中也多有損失。杭州駐防光復後，民軍擬恢復旗營工藝傳習所，“以資生計”，但“封存雜物半被竊去”。自杭州駐防繳械歸附，民軍派軍人嚴密保護旗產，後改派各區巡警防護，但“冒名搜查擄搶騷擾，指不勝屈，甚且有結隊抄搶、白日搬擄者。”（《申報》1911年11月27日）

　
辛亥時期，部分旗營的損毀極為嚴重。以江寧駐防為例，旗營在辛亥戰火中大部分被毀。據記載，“辛亥光復時，民軍入城，雖已佈告安民，而旗人惶恐奔竄，或效愚忠，以火燃藥，同殉于將軍署。於是驟猜忌，不無焚毀，原有房屋，十九被毀。民元以還，佃農分耕，幾同荒野。”（萬國鼎：《南京旗地問題》，第2頁）

　
自光復始，旗人俸餉開始愆期。光復時期，各地民軍對於旗民的生活雖有所考慮，但均為短期行為。例如，在荊州，軍政府允諾給予旗民中極困苦者“恩餉”六個月，但因“財政支絀”，“遷延”數月，終未及時發放。南方有些駐防僅給予三個月左右的俸餉，例如四川軍政府則給每名旗兵三個月的俸餉。廣州旗民在光復後，由軍政府發給恩餉三個月，每月發放三千元，三個月後自謀生計。京口旗營也僅發三個月口糧以資生活。京旗俸餉的發放一直優於各直省駐防，北洋時期亦然。除了米餉僅發兩年以外，京師八旗餉銀的發放斷斷續續持續至1924年左右。總的來說，自民國初年至民國十一、二年間，是一個逐步遞減的過程。民國一、二年間，京師八旗俸餉的支放基本得到了保障，民國四、五年間，京師旗營的發放已常常愆期，但經各營及值年旗屢加催促，餉銀通常可以在每月月底得以解決和支放。

　
民國六年以後，京師旗餉雖然開始減成，但各旗營餉銀有所發放的情況是存在的。如，1920年8月份鑲黃旗蒙古驍騎營弁兵餉銀髮放數為2379兩（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不過總的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

　
辛亥革命以後，旗人社會身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清末以來的“排滿”風潮影響了旗人生活的種種方面。民國初年，社會上普遍存在著針對旗人的歧視和偏見現象。在求職過程中，旗人備嘗苦澀，如在一些機關，前來求職的旗人常被淘汰。而在學校裡，也出現了漢族學生、教師甚至學生家長歧視滿族學生的情況。在民族歧視的政治氛圍下，許多旗民一方面為求自保，另一方面不得不順應“五族共和”的歷史潮流，主動選擇冠姓、更名、易籍，即冠以漢姓，脫離旗籍，加入民籍。


清末時遊手好閒的滿州八旗

旗民生計的籌畫

　
1912年2月，南北和議達成，《清室優待條件》出臺，其《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規定旗人與漢人平等，並強調籌畫八旗生計。

　
北洋時期，針對旗民生計惡化與旗民普遍貧困的狀況，各地程度不等地開展了一些旗民生計籌畫與旗民救濟的具體工作，主要有：

　
開辦旗民工廠和慈幼院等相關機構。民國時期，既有的一些旗民工廠繼續開辦。京師地區，首善工藝廠是當時影響比較大的旗人工廠，吸納了一定數量的旗丁。除了首善工廠和兩個宗人府工廠，京城還開設了接濟貧困旗人的孤兒院、養老院以及粥廠等慈善機構，香山慈幼院就是其中的一個。香山慈幼院供養著數百旗籍兒童，還另設有附屬小學校，教養貧困旗民子弟。辛亥以後，各直省駐防陸續開辦了一些旗民工廠和教養機構。如，1912年12月15日，南京善後工藝廠開業，工藝廠以舊都統府為基址，初次接受男女工人200余人，小學生100余人。其中，“男工學造革貨、竹貨，女工學習織布，每日給工資銀八分。”（《申報》，1912年12月18日）。民國以後，南京還開設了教養院和養濟院。教養院主要對學齡旗民兒童實施教養，養濟院主要收留老弱病殘旗民。其中，後者在1912至1925年間常年收容、救濟一定數量的旗民。陝西等其他地方也設立了養濟工廠教養旗民。

計口授田、旗丁歸農。民國建立以後，各地駐防陸續採取措施，將原有田畝公產進行計口授田，以安插部分旗民。1916年8月，根據既定的辦法，直隸滄州駐防實行計口授田，實現旗丁解甲歸田。在陝西，為解決西安駐防旗人的生計問題，1915年底，陝西巡按使呂調元將滿城遺址約千畝土地，變價全數撥給旗民，進行“計口授糧”。張家口地區在設立同益糧店和同益工廠教養旗民的同時，還擬定辦法將原有田畝按戶平均分配，劃給旗民耕種，並將具備條件的旗民選送當兵。

一次性發放銀兩、地畝予以遣散。至1914年左右，新疆旗人“男婦約共二千餘人，餉少丁多，生計因之日蹙”。1914年以前，新疆旗人“每歲滿支俸餉、米糧、馬乾湘平銀七萬一千三百六十餘元”。1914年8月，新疆巡按使楊增新致電北洋政府，提出“我國國體既經變更，財政又維艱窘，合省旗營均須妥籌生計”，其方法則為“發款遣散”，將新疆“古城滿營旗兵餉銀兩年併發”，一次性發放銀兩，予以遣散新疆旗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新疆籌辦古城滿營旗民生計事項有關文件——1914年9月至1916年1月》，內務部，全宗號1001（2），案卷號546）。楊增新遣散新疆旗人的計畫很快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實施，1914年10月起，楊增新下令遣散新疆旗人，每人分發幾十兩銀子，少數旗人則分得一小塊土地。同年，甘肅、寧夏兩地對所屬旗人進行了最後一次銀兩、地畝的發放工作。1914年3月，甘肅武威、永登成立了“善後局”，發給每名旗人四十兩生計銀子，兩地旗民生計籌畫以一次性發放銀兩、地畝而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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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民初二十餘年的努力，旗民生計籌畫取得了一定的績效，不同程度上改善了旗民的生存狀況。然而，由於財政支絀，經費短缺多，旗民工廠及救濟機關的收效甚微，旗產的糾葛與利益之爭，加上部分旗人不習生產，逐漸離開所分得的土地，民初旗民生計問題雖經多方努力，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多數旗民仍然處於貧困的邊緣。雖然如此，需要指出的是，民國以來，貧困人數眾多，但沒有哪個弱勢社會群體包括貧困漢人群體受到如此長久的救濟，從這個角度上看，民初旗民的生計籌畫活動有特定的意義。

走上平民化道路

　
辛亥以後，旗民逐漸走上了平民化道路，突出的體現是旗民職業日益多元化、居住方式的改變及婚姻觀念的變化。

　
民國建立以後，旗人再也不能專以當兵為業，依恃俸餉為生，被迫開始涉足多種行業。一些王公貴族憑藉雄厚的資產，開始投身經濟活動，如開辦古玩鋪、飯店、茶肆和錢莊等。受過較高程度文化教育的旗人，通常有機會進入政府機關，成為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或管理人員。如旗人德安，原系鑲紅旗滿州英桂佐領下人，畢業於北洋警務學堂。民國初年，先充任保定員警東區署長，1916年以後，擔任察哈爾員警廳稽查員。那些曾經就讀過法政專門學堂、武備學校巡警傳習所、醫學館等專門學堂的旗人，因為受過專業的培訓，畢業後得以進入司法、軍警、政府等各相關部門工作。其他一些有文化的人則進入了教育、藝術等行業。如，在北京，有文化的除從事教育工作以外，還從事如畫畫、唱戲等藝術行業；在西安，少數有文化的旗人充當了職員或教員。此外，身無所長的普通旗人中相當一部分仍然以軍警為業。



民初的滿州旗民:

　
民國以後，旗人也開始逐步進入工廠，成為工人。1914年新疆奇台滿營被解散以後，旗人大多前往烏魯木齊、獨石子等地做石油工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旗人選擇學徒做工。在北京，初步掌握一些生產技術的人逐漸多起來，一些旗人子弟為了生存，甚至從十三四歲左右開始進入工廠學徒做工。二十年代末期以後，外資勢力在中國日益擴大，部分旗人開始進入外資工廠做工。如，二十年代時，日本人在青島大辦工廠，青州旗人青少年結伴去青島，成為日商大唐紗廠、大英煙草公司等外資公司的養成工。

　
除了上述職業以外，大多數沒有文化也無一技之長的下層旗人只能從事一些臨時性的工作，如小商小販、人力車夫、打短工等，廣州、西安、北京等一些大城市裡，做小商小販、人力車夫和打短工的旗人佔據多數。此外，由於計丁授田辦法的實行，一部分駐防旗人完成了向農民的轉化。

　
民初以來，旗人居住方式逐漸改變。經過辛亥革命，一些滿城早已面目全非，杭州、西安、南京等駐防旗人很早就不得不離開滿城，遷居他鄉。旗人不斷走出封閉的滿城，致使人口流動加快，他們從滿城流往漢人居住區，從京師流往郊區和其它城市，從駐防流向大城市。伴隨多種職業的選擇，旗民逐漸與漢族及其他民族共同雜處，“滿營”或“滿城”逐漸成為歷史。

　
婚姻觀念也深刻變化，旗、民不婚的現象成為歷史。北洋時期，旗、民通婚尤其是旗、漢通婚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在各駐防，滿營解散後，滿漢通婚的現象日漸普遍。“西安市的滿族原來與漢族是不通婚的”，“辛亥革命以後，滿漢通婚已沒有任何限制了。據對西安155戶旗人的調查，沒有一家是純滿族人的家庭。”（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遼寧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陝西省西安市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下），第7輯，第55頁）。

旗民人口流動的加劇、職業的多元化、居住方式的改變和婚姻形態的變化表明，旗民已從一個高高在上的擁有特權的社會階層完成了向平民化的轉變。

（戴迎華，歷史學者，江蘇大學副教授。）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戴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