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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歌迷樂

明朝
葡萄牙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開端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黃鴻釗

葡萄牙人達‧伽瑪於1598年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溝通了東西方關係，打破世界的孤立狀態，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近代中國同西方的關係也是從葡人東來開始的。中葡關係從一開始，除了貿易之外，還有文化交流方面。本文主要探討中葡早期的文化接觸。

一、文化與文化交流

文化一詞，源於拉丁文Cultura，英文為Culture。原意與「教養」、「修養」有關。一般認為文化泛指人類社會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或者特指某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概而言之，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個社會、每個民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並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使其持久地保持民族的和歷史的傳統。

文化交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世界上每個民族社會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來，他們便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在文化上自然也是如此。每個民族社會的文化都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現象。並且隨著歷史的演進，交流的地域愈來愈寬廣，交往愈來愈密切，相互影響也愈來愈大。許多民族通過文化融合組成了多民族國家，而自身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本民族的特點和傳統。這種現象，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是相同的。

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漢代與羅馬帝國的接觸，唐代景教的傳入中國，以及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三大發明的西傳，所有這些，便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事例。到了近代，由於葡萄牙人發現了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的政治經濟關係，而且導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中國近幾百年間，曾經發生過兩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中期。在這次高潮中，葡萄牙等西方國家來華耶穌會士起了主導作用。另他們大量撰寫和譯述著作，一方面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引進中國來，另方面又向西方介紹中國政治制度和儒家學說思想。這次文化交流在中國和西方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第二次文化交流發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即從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時期。在這次文化交流中起主要作用的乃是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大批出洋留學，自覺地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大力向西方傳入中國文化。這兩次高潮，尤其是第一次高潮的產生，是由於葡人的東來而開始，並以澳門為中心開展交流的。因此，關於早期中西文化如何發生接觸的問題，今天仍很有探索和認識之價值。

二、葡萄牙人的東來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主動要求消除東西方之間隔離狀態的是西方國家。而第一個溝通了東西方聯繫的則是葡萄牙。15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誘發了一股尋找東方新航路的熱潮。西方人普遍希望到東方來獲得黃金，以解決歐洲金礦枯竭之困；並企圖打破土耳其人的封鎖，開闢同東方直接貿易的新渠道。葡萄牙位於歐洲伊比利亞半島西部，西面和南面瀕臨大西洋，海岸線長800多公里。這一優勢的地理位置為其海外擴張提供了便利，同時它又具有那個時代堪稱強大的軍事力量。它從羅馬和阿拉伯統治者那裡學會了造兵船與海戰的戰術(1)，建立了一支強悍的海軍。在長期同阿拉伯征服者和海盜的作戰中，這支海軍得到了鍛煉和發展，成為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實力基礎。13世紀後半期，葡萄牙就已向海外進行貿易和探險活動，其商業日益興盛，里斯本且已成為大西洋岸的重要海港。到了15世紀初，葡萄牙政府大力推動航海探險活動。恩里克王子畢生從事航海事業，創辦航海學校，並擔任校長43年之久。他親自主持教授航海學、地理學和天文學，大力培養航海人才，並指揮海上探險活動，為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活動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由於這些有利條件，再加上葡萄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政局穩定，舉國上下熱衷航海，終於使其成為最早發現東方新航路的國家。

葡萄牙地處西歐之角，要到達遙遠的東方，中間隔著一個非洲。因此，葡萄牙人航海的第一階段，是探明非洲的情況。從1415年入侵摩洛哥的休達，到1488年迪亞士船隊在好望角泊岸，葡人花了七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這段路程，為新航路的發現打下了基礎。10年之後，偉大的航海家瓦斯科‧達‧伽瑪率領艦隊繞過了好望角，到達東非莫桑比克的索法拉，隨後又到了肯尼亞的蒙巴薩和馬林迪，從這裡橫渡印度洋，於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西南部港口卡利卡特。8月，從該處滿載香料返航。1499年9月回到里斯本。東方新航路終於發現了，由於這一功績，達‧伽瑪受封為海軍上將和維迪格拉伯爵。

對於葡萄牙人來說，發現通往東方的新航路，既是東西交通史上的創舉，又是其後100年輝煌的霸權之開端。它於1510年在果阿建立東方殖民總部；1511年控制了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隨後在班達群島建立了香料貿易基地；在東南亞佔領帝汶島，並與泰國、緬甸和日本等國家進行貿易。一時之間，整個東方的海上貿易成了葡萄牙一家獨霸的天下。

三、中葡早期的文化接觸

中國是當時葡萄牙東來的主要目標。早在1474年，葡王就從意大利學者中得知中國是一個「富厚無匹」的國家，到中國去「可以致富」(2)，因為中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於1508年1月13日，向艦隊司令石圭伊拉發出指令，要求他調查中國國情，包括中國的地理位置、風俗人情、宗教信仰、出口商品等等情況(3)，為同中國進行經濟與文化交流作準備。

1517年8月15日，葡人啡瑙‧比利‧達‧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率領的商業艦隊出現於我國珠江口，佔領屯門島，拉開了中國同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葡人一方面同中國開展貿易，與此同時，它作為西方文化的第一個代表，給中國帶來了兩份見面禮：天主教與佛郎機銃。

天主教是西方文化帶給中國的第一份禮物。據記載，葡人初到中國，人們便注意到「其人好讀佛書」(4)。當然，這裡所說的「佛書」指的是《聖經》，表明葡人船隊中有傳教士隨行。此後葡人在我國東南沿海的屯門、浪白、上川、雙嶼港、月港和浯嶼等島嶼私自居留，並進行傳教活動。亦有一些人領洗入教，穿洋服改洋名，為葡人奔走效勞。這些教民就是屈大均所說的「奸民」：「所患者吾奸民為彼舌人通事，時或椎髮環耳，侏離入群，為之嚮導，誘之以婦女妖謠，告之以官司重輕，示之以地形虛實，為我心腹禍患」(5)。葡人依靠這些「侏離入群」的教民充當耳目和走卒，把東南沿海一帶地方，「凡我虛實，皆瞭然已久」(6)。1521年廣東海防部隊捕獲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為彼得羅(Pedro)的中國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領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學會了鑄炮造船技術，後來到北京鑄炮(7)。1520年皮來資(Thome Pries)率葡萄牙使團北上，使團的翻譯火者亞三通曉番漢語言，能說會道，向明武宗大談南洋各國的種種奇風異俗，深得武宗歡心，「喜而留之」(8)，「時時學其語以為樂」(9)。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亞三被捕下獄。他供認自己本是中國人，隨即被處死(10)。又據葡人平托說，他在中國內地旅行時，先後遇見30到40家信奉天主的教徒，有的家庭由中葡人通婚組成。如葡人卡爾伏(Vasco Calvo)娶中國女人為妻，生養了子女，他們向平托背誦了《天主經》、《聖母經》、《信經》和《申而福經》。浪白澳曾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小教堂則有六、七座之多。葡人佔居雙嶼港多年，島上建教堂多座，教徒數以萬計。據說，朱紈1549年鏟平雙嶼港時，「有基督徒一萬二千人被害，內有葡萄牙籍八百，俱在35艘小艇及42艘巨艦中焚斃」(11)。以上記載或有誇張之處，但它至少說明，中葡開始接觸之初，天主教便已在中國進行了傳教活動。

西方文化最早傳入中國的另一項是西洋火炮，又稱火銃。葡人到東方不久，便經福建走私商人傳入。正德五年(1510)，福建汀漳盜匪攻擊仙游縣，當地義民魏升協助官府，「以佛郎機炮百餘攻之」(12)，將盜匪擊潰，確保縣城安全。其後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平宸濠之亂時，他使用過佛郎機銃作戰，結果「震驚百里賊膽破」，大獲全勝。據王守仁說，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見素提供的：「見素林公，聞宸濠之變，即夜使人范錫為佛郎機銃，並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13)。而林見素則與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關係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學會造炮技術，引進福建，然後林見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薦。

1517年葡人到達廣東後，又在同中國直接接觸中傳入西洋火炮。當時與葡人打過交道的顧應詳、汪鋐與何儒等官員，都先後獲得這種新式大炮的製造技術。

葡人商船1517年直達廣州港停泊，鳴放大炮，銃聲如雷，稱係佛郎機國進貢。當時顧應詳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正在著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獻銃一個，並火藥方」，經顧應詳在教場中演習，證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還對火炮的特徵做了詳細的描述：「其銃以鐵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個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14)。但顧應詳又認為，這種火炮只能用於海戰或守城，「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因此沒有進一步推廣。

在顧應詳之後，汪鋐與何儒也曾引進和推廣佛郎機銃製作技術。1521年汪鋐指揮屯門之戰時，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贏得了戰爭的勝利。《殊域周咨錄》記述了此事的經過：「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齎，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鋐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15)

屯門之戰結束後，汪鋐將佛郎機銃送到北京朝廷，並上了一道奏章，說明這種火器的威力，建議朝廷加以推廣。汪鋐認為：「佛郎機兇狠無狀，惟持此銃與此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禦虜守城，最為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製造禦虜。」當時甘肅、延綏、寧夏、大同、宣府等邊關重鎮，都有墩台城堡。汪鋐建議，每個墩台配備一門重量20公斤以下、射程為600步的鳥銃，每個城堡配備一門重量70公斤以上、射程為5-6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16)。明朝採納了汪鋐的建議，將火炮「鑄造千餘，發與三邊」(17)。後來南京守備徐鵬舉等人上奏章，請求把廣東佛郎機炮的工匠調來南京鑄炮，也得到明朝批准，並把何儒也調到南京，升任上元縣主簿。上元縣即今南京江寧地區。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傳入之初便受到人們的讚歎。據葉權說：「余親見佛郎機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濤跳躍間擊之，無不應手而碎。持此為長技，故諸番舶惟佛郎機敢桀驁。昔劉項相距廣武間，羽數令壯士挑戰，漢王使樓煩輒射殺之。羽怒，自出。樓煩不敢動。使有此物(指手槍)數支，何懼項羽哉！三國時鬥將令有此，雖十呂布可斃也。」(18)

但這畢竟只是中葡之間最初的文化接觸，它沒有產生甚麼影響。首先，因為開頭葡人並不是有意識地傳播西方文化，而只是在貿易之中附帶地發生文化接觸，交往雙方都主要是商人。它是很不自覺、很表面的接觸，並沒有深入的瞭解；雖然後來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開始注意這個問題，於1540年上書羅馬教廷，請求派教士來華傳教。次年，教皇保羅三世便派耶穌會元老聖方濟各‧沙勿略開闢遠東教務。沙勿略曾有在中國實行學術傳教的構想，但他進入廣州之前，病死在上川島。由於這一變故，使中國的開教受到影響。當然，除了沙勿略之外，還有一些教士進入了中國活動，可是由於沒有穩定的基地，沒有周密的計劃，個別教士的活動作用不大。又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隔閡，因此不可能發生多大的影響。其次，在中葡早期接觸中，葡人的海盜活動和擴張野心，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厭惡和憤慨。葡人形象惡劣，中葡關係充滿火藥味，從而導致葡人在東南沿海到處被攻剿驅逐。1521-1522年屯門之戰驅逐葡人後，廣東厲行海禁。葡人轉到浙閩沿海活動。可是1548年，其盤踞多年的寧波雙嶼港又被中國收復。1549年在福建漳州月港和浯嶼，又遭到中國驅逐。這種不安定的環境和敵對氣氛，使葡人無法立足於中國，西方文化更不可能產生重大影響。儘管如此，葡萄牙人的到來畢竟打破了中國同西方互相隔絕的狀態，使中國開始了同西方進行直接的貿易與文化交流。同時也正由於有了第一次交往失敗的教訓，此後葡萄牙人才會改變其行為，並得以在澳門安居下來，長期成功地從事貿易與文化交流活動。

原作於1995年12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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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自公元1世紀起，羅馬帝國統治葡萄牙達四年之久，自8世紀初至12世紀中期，阿拉伯人征服和統治葡萄牙4個半世紀之久。
(2)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377頁。
(3)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中文版，第36頁。
(4)胡宗憲：《籌海圖編》，(明)嘉靖41年刊本，卷13，經略3。
(5)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卷18〈舟語‧洋舶〉。
(6)姚虞：《嶺海輿圖》，(明)守山閣叢書本，第62頁。
(7)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54頁。
(8)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佛郎機條〉。
(9)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東南夷三‧滿剌加篇〉。
(10)《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11)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書社1987年版，下冊，第673頁。
(12)陳壽祺：《福建通志》，清同治7年正誼書院刊本，第267卷，第10頁。
(13)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書佛郎機遺事》，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本，第24卷，第12-13頁。
(14)胡宗憲：《籌海圖編》第13卷，第31頁。
(15)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明)萬曆刊本卷9，〈佛郎機條〉。
(16)《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17)胡宗憲：《籌海圖編》第13卷，第31頁。
(18)葉權：《賢博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