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到底是不是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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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後評價汪兆銘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推翻腐敗的滿清為己志。在革命屢敗、同志人心動搖之際，一直擔任參謀工作的汪兆銘卻自告奮勇投入第一線，行刺攝政王載灃，失敗後一度問死。身為革命元勛卻又在革命成功後，由於權力鬥爭逐漸遠離權力核心。

孫文逝世後，西山會議派試圖在國民黨內除去共產黨的勢力，後來蔣中正動用武力清黨，欲徹底剷除共產黨人，汪兆銘卻堅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和平路線，造成了寧漢分裂。而當共產黨人開始武裝反抗之際，汪兆銘亦即轉變態度，決定進行清共，「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網一個」。

中日戰爭期間，由於汪兆銘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兆銘政權」的事實，被蔣介石與中共視為漢奸。中國勝利後，國民政府與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因此直至今日，汪兆銘就等於漢奸的印象仍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在汪兆銘投奔日本的事實背後，其動機與目的是否和賣國求榮的漢奸一致，仍然有爭議聲音。

正面評價汪兆銘在辛亥革命之初，作為革命元勛，能夠比較堅定的奉行孫中山先生的旨意，堅持推翻滿洲政府。

另外，頗具爭議、身在日本的網路寫手林思雲在《真實的汪精衛》[8]一文中，就替汪兆銘鳴冤。首先，文中高度讚揚汪的人格，認為他有嚴肅的生活作風，在國民黨任高層時「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動都比較能貫徹孫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議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7人集體領導；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眾議貫徹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屬於第一批抗日的主戰派，欲邊作戰邊爭取與日本談判的籌碼，惜苦無軍權；後以雜牌軍力戰不果，於1933年簽訂塘沽協定。這種屈服的原因並不如蔣介石在抗戰前一般為了確保既得利益，事實上汪的權力只有聲望而沒有軍事基礎，他背上污名對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後來，汪在被行刺受重傷後，仍然繼續宣傳和平救國的理念，期間也與日本的主和派接觸並談判講和條件。在一片對日抗爭聲中，林認為「這條主和的路比主張抗戰的路，艱難得多。」此點在汪兆銘離開重慶時給蔣中正的留書中「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一語可見端倪。

再者，林的另一篇文章《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9]中亦認為，汪兆銘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成立的汪兆銘政權一事，是汪為了取得保障中國人民的力量的必要措施，亦即所謂的「曲線救國」。汪政權成立後，日本人是承認這個政權的，也給予相對的權利，至少類似南京大屠殺的慘事就不復在東南半壁見到。事實上，江澤民少年時期就是在汪政權下入讀免費的國立中央大學。另外，汪精衛在二戰開始時站在日本一方而蔣中正則站在美國一方，那麼戰後無論同盟國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都是戰勝國，那就避免了戰敗國割地賠款的損失。只是這項觀點是否汪的原意難以印證。

汪兆銘政權承認了滿洲國，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等。

在汪兆銘死後，汪的妻子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行為辯護：「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10]

負面評價汪一生中反覆無常，從聯共到反共，從積極抗日到降日「和平運動」「曲線救國」，都是180度的大轉彎。但是亦有人士就此辯駁：然其行為看似無常，本來合理：其全心為中國獨立富強之理念顯然凌駕於黨派政治之上——這亦是那些萬事以黨派利益為優先考量人士所不能察覺的。

汪兆銘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在軍事上，大量策反了國軍（近百萬），尤其是雜牌軍，多次進行清鄉，汪兆銘被迫兼職清鄉委員會主任，打擊其區域的地下抗日武裝，使得日軍可以抽身進行其他戰役。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協助日軍對淪陷區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強迫實施儲藏物資的全面登記，並對棉紗棉布進行強制性收買，以供日軍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兆銘在學校推廣與日和諧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發動「新國民運動」，從思想上降低民眾的反日情緒。另外，汪兆銘承認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

汪兆銘多次遊說日本政府，但是汪兆銘的政府從來沒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權。汪政府也毫無權力影響日軍在華的軍事行動。如此一來汪兆銘提倡的政治結構毫無號召力，也使所謂的「和平建國」落得一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