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騙人民的清朝君主立憲.....皇族內閣 (轉貼)

G.E.M.歌迷樂

“皇族內閣”打破了清朝開國以來延續已久的部院大臣滿漢平分的潛規則，重要部門全被皇室和滿人佔據，對漢族官僚猶如當頭一棒，他們想藉官制改革打破滿族官員政治優勢的期望徹底破滅。

宣統三年四月戊寅，詔改立責任內閣。頒內閣官制。授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俱為協理大臣。以梁敦彥為外務大臣，善耆為民政大臣，載澤為度支大臣，唐景崇為學務大臣，蔭昌為陸軍大臣，載洵為海軍大臣，紹昌為司法大臣，溥倫為農工商大臣，盛宣懷為郵傳大臣，壽耆為理藩大臣。覆命內閣總、協理大臣俱為國務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均充憲政編查館大臣，慶親王奕劻仍管理外務部。置弼德院，以陸潤庠為院長，榮慶副之。罷舊內閣、辦理軍機處及會議政務處。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仍序次於翰林院。裁內閣學士以下官。置軍諮府，以貝勒載濤、毓朗俱為軍諮大臣，命訂府官制。（《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統皇帝本紀”）


　　辛亥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詔立責任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二人，下設十部，同日頒佈新訂《內閣官制》及《內閣辦事暫行章程》，裁撤軍機處等機構，至此，預備立憲之官制改革中最為艱難的中央官制改革，歷時五年，告一段落。從技術上講，行政各部的設置相當合理，已接近於日本的內閣官制，數月後，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除未設理藩部，所設九部與此完全相同（個別名稱稍異）。


　　清朝官制，大多沿襲前朝，如三院、六部等；亦有入關後因時因事增設者，如“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個別職稱，名雖不同，實則無異，仔細考察，實為中國自秦漢行帝制以來歷朝官制之集大成者。歷代官制，循循相因，兩千年來，弊端叢生，簡而言之，中央政府機構臃腫，部院設置不合理，職責許可權不分明，地方行政層級較多，官員俸祿微薄，任其巧取豪奪，選拔體制陳舊，除科舉“正途”，另有保舉捐納，名為“異途”，使大量不具才德的官紳子弟混入官場，成了滋生腐敗的土壤，種種弊端，並非清朝所獨有，但為時勢所迫，卻須清朝革故鼎新，承擔改革失敗的風險。


　　早在戊戌年間，官制改革就是維新派推行變法的主要議題。辛醜回鑾，慈禧太后下詔實行新政，官制改革仍是新政的主要內容。官制改革分為中央官制改革和地方官制改革兩部分，從1901到1905年，清廷一直在做探索性工作，前者較之後者，成果顯著：1901年8月，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1903年，成立商部，為統籌全國財政，統一幣制，設立財政處，為督練新軍，統一兵制，設立練兵處；1905年設立巡警部，廢除科舉，興辦學堂，設立學部。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准出洋考察回國五大臣的立憲奏請，頒佈《宣示預備立憲先行厘定官制諭》，“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官制改革成了預備立憲的突破口。


　　七月十六日（9月4日），編纂官制大臣在頤和園召開第一次會議，會後設立了編制館，著手擬訂官制改革方案。這次會議，上諭雖命載澤主持，但議程、議題、原則及主導思想，均為袁世凱控制，他欲借此機會，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實行責任內閣，限制君權。袁世凱所擬中央官制方案為：一、撤銷軍機處，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書均為內閣政務大臣；二、設十一部七院一府，各部、院之名稱次第，首為外務部，依次為民政部（以巡警部改設，並將步軍統領衙門所掌事務及戶、禮、工三部所掌有關民政各事併入）、財政部（以戶部財政處改設）、陸軍部（以兵部練兵處及太僕寺裁併改設）、海軍部（暫歸陸軍部辦理）、法部（以刑部改）、學部、農工商部（以商部、工部歸併設立）、交通部、理藩部（以理藩院改）、吏部；改政務處為資政院，改禮部為典禮院，改大理寺為大理院，保留都察院，新設集賢院、審計院、行政裁判院及軍諮府。（“立憲紀聞”，《辛亥革命（四）》，P19）

但當袁世凱所擬的新官制草案觸犯到皇室的利益，如裁撤軍機處、禮部、翰林院、宗人府等機構時，遇到了皇室宗親和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後經慶親王等公同籌議，以財政部改為度支部，交通部改為郵傳部，罷設典禮院之議，保留禮部。行政裁判院、集賢院亦刪去。可這個修訂了的方案也未獲通過，慈禧太后既擔心君權旁落，又擔心改革過快引起政治動盪，便下“五不議”詔（軍機處不議，八旗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翰林院不議，太監事不議），對官制改革的範圍和內容進行限制。面對重重阻力，袁世凱只得讓步，另訂方案。九月二十日（11月6日）上諭《裁定奕劻等核擬中央各衙門官制諭》，宣示官制：罷設內閣之議，保留軍機處；各部名稱與方案類似，次第有所不同，依次為外務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禮部、學部、陸海軍部、法部、大理院、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都察院等，資政院、審計院、軍諮府。此十一部四院一府，已與袁世凱的方案相去甚遠，但編制官制之事終於完成，醞釀已久的中央官制改革正式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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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官制改革，朝野各派政治勢力各有盤算。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報告和立憲奏議出自梁啟超之手，他欲借此機會，在中央，確立君主立憲政體，速開國會，建立向國會負責的責任內閣；在地方，設立省議會，推行地方自治，制約督撫權力；如達目的，立憲派則可名正言順地登上政治舞臺，成為“立憲與革命”論戰的大贏家，因此，宣統元年、二年，他們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數次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主旨即在早開國會。


滿清皇族內閣成員:

袁世凱雖支持君主立憲，但他對召開國會和地方自治不感興趣，他想借官制改革削弱滿人的政治特權，擴大漢族官僚在中央政府的權力，最終掌控內閣，限制君權。皇室宗親和少年親貴先借官制改革解除袁世凱的兵權，將北洋六鎮收歸陸軍部，後又逐步侵削袁氏權力，直至罷官逐出京城。清廷一面嚴厲壓制立憲派的國會請願運動，一面加緊從漢族官僚手裡攘奪權力，借官制改革之名把中央政府各要害部門控制在皇室和滿人手裡。


　　新內閣的13名閣員中，滿族占9人，漢族僅占4人，而在滿族中，皇族又占了多數，時論譏之為“皇族內閣”。詔書即下，舉國譁然，漢族官僚，立憲黨人，大失所望，群起攻之，乃至革命黨人，亦同聲譴責。“慶邸之蔑法屍位，貪庸誤國，致為參政院所參劾，然參者自參，慶邸實行陰險手段，幾解散資政院，今頒發新官制，慶邸居然新內閣總理大臣矣。不寧惟是，若海陸軍為全國之軍政，必以親貴為之，未聞有漢人之賢者為之也。心有所私，賢者裹足，智者養晦，求國之不亡，不可得也。”（《克復學報》第二期，1911年8月）

“皇族內閣”打破了清朝開國以來延續已久的部院大臣滿漢平分的潛規則，重要部門全被皇室和滿人佔據，對漢族官僚猶如當頭一棒，他們想藉官制改革打破滿族官員政治優勢的期望徹底破滅。此事成了滿漢決裂的導火線，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在鐵路風潮中，同情川民，對抗朝廷，激成大亂，一發不可收拾。武昌首義後，江蘇巡撫程德全、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廣西巡撫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陸榮廷，紛紛拋棄清廷，望風反正。


　　立憲派領袖張謇對清廷此舉痛心疾首，他在自定年譜中寫道：“辛亥年四月，政府以海陸軍政權及各部主要均任親貴，非祖制也。複不更事，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至滬，合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諸君公函監國切箴之。更引鹹同間故事，當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趙慶寬為醇邸舊人，適自滬回京，屬其痛切密陳，勿以國為孤注。是時，舉國騷然，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力百倍，可懼也。”從此，立憲派對建立君主立憲制失去信心，轉而同情革命党建立共和的主張，武昌起義後，各省諮議局議長、議員迅速與革命党結成同盟，策劃獨立，聯手組織軍政府，成了推翻帝制的重要政治力量。

來源：南方週末 作者：靜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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