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ahead

知道誰是高耀潔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HQHoCakFBk
閣下大概需要翻了

(我很鼓勵在此貼大家各人提出一個問題來...)

大家要趕快發貼~我才不會被人說是連貼的^^
我發起一個活動~只要誰發貼詢問一條問題 我獎賞5元

goahead

閣下問問您的老師~~為何人們可以投舉選總統而我們不能?

goahead

哈哈...誰有能力選人大代表?
就是共產黨的人..最重要就是有權有錢~才能賂選...對吧?

中國的人大代表制度是存在問題的,
沒有人有能力監察整個選舉~~

問問你們的老師~為何建黨偉業讚美建黨 而我們不能建黨?
問問你們的老師~為何貪官愈來愈多~而且愈來愈猖狂?
問問你們的老師~高耀潔掀露河南「血漿經濟」，為中國公義發聲,但為何還是要被迫離開中國,遠走至美國?
問問你們的老師~劉曉波「零八憲章」到底那一個字眼是叛國?要把他拉往監獄?
問問你們的老師~為何其他國家可以自由上網~但你們卻什麼都開不了?
問問你們的老師~為何共產黨認為「六四」做得對 但卻要封鎖消息?

此刻...我心傷了~~到底還要過多久 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

(這裡有16張貼是「多餘」的 請我是誰扣除相應分數)

goahead

我要連貼了~但我被迫連貼的
4478...請看看什麼是「六四事件」 為什麼老師們沒有跟你們說?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天安門廣場附近及通往广场的道路沿线，中国人民解放軍與民眾爆發的流血衝突。廣義來說，它也可以指从当年4月下旬起，在天安門廣場發起長達兩個月的學生運動，引發全國示威，最终以北京宣佈戒嚴、軍隊武力鎮壓、大批民眾死傷與流亡及軍人傷亡而告終。

學潮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猝逝引發[1]，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數日內演變成全國示威，群眾高呼反官倒、自由、民主。初期中共中央對處理學潮未有一致看法，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有截然不同的演繹，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將學潮定性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2]，引發學生極強烈迴響，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的热情，紓緩學生不滿。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七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終派出军队镇压。各方報告死亡人數由百多至數千不等，未有準確數字，政府隨後大舉緝捕示威者，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及多名高层领导人下台，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在事件中成立。

至今，六四事件依然是一個極敏感的話題，尤以中國大陸為甚。各方对六四的看法存在尖锐矛盾，同時「平反六四」的呼聲從未間斷。六四事件作为敏感词汇，被百度，腾讯等多家网站屏蔽。

1976年中共領袖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在懷仁堂事變中被捕。事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以求擺脫混亂、愚昧、貧窮。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被確認為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同時，許多在文革被打倒的領導人復出。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來源請求]，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以俗稱「左王」的邓力群为首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這場運動被视为六四事件的原因之一。[來源請求]

從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全國人大會議已提出各種問題，包括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

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中國會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4][5]，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兩日，另一家藥廠的1100名工人怠工3個月[6] 同時全國流動人口急增，當時約4億人散居於中國365座大城市，每年800萬人流入城市。共產黨內部貪污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有統計[7] 指1987年共有15萬名黨員因貪瀆而受罰，25000人被開除黨籍，政府下令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4][5][7]。

中國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來源請求]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呼喚「蔚藍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先聲。

1989年對中國來說具有意義。它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如科學家方勵之、詩人北島已上書中央[來源請求]，要求把握契機，讓政治鬆綁；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盪。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胡耀邦逝世
胡耀邦，曾經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

在社會不安氣氛下，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以73歲之年猝逝，加劇了緊張局勢。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学生与知识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視為软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8]，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9]；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8][10][11]。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續，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時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总书记，成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

當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後，有說他把煙頭熄滅，「十指無力地交叉在胸前，沒有一句話。過一會，就又拿起煙，狠狠地抽起來。」他要求夫人卓琳致電慰問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安排，並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胡去世不到4小時，新華社迅速作出報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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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密切關注胡耀邦去世可能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路透社均認為胡的猝逝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胡早已離開權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可能影響中國政局。4月16日《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說：「追悼胡的活動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果黨和政府對追悼活動草率從事，很可能激怒民眾。」同日，日本時事社指出適逢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民眾不滿通脹和官員特權等弊端，民主的呼聲在學生之間高漲：「胡氏逝世會否引發類似天安門事件，正受人關注。」[13]
[编辑] 學運醞釀期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起，北大、清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等均掛滿大字報和輓聯，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立靈堂，陸續有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4月1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一場400人追悼會，有學生發言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同日，西安市鐘樓郵電大樓廣場亦有人掛上輓聯說：「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当晚广场已经聚集上千人。除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千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4][15]：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聲援人數不斷增加，晚上9点，天安門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北京幾所大学出現约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有警察與民眾在新華門對峙[16]。其他城市情况相對稳定，上海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數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活動很快和平結束。

此時中國的局勢漸受關注。湖南省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報告稱，雖然目前局勢表面平靜，但民間有一種普遍意見認為，隨著五四運動70周年，「兩件事應結合起來搞」，警告悼念活動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會而推上高潮，呼籲做好疏導工作，密切注視校內動向[17]。

4月17日，香港《英文虎報》發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的報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70週年臨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地組織民主活動。」當天，路透社一篇《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道指北京發生「文革後最大規模的示威」。

4月19日，數千學生由廣場衝到新華門，希望把花圈及請願信送入中南海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線，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與警方衝撞[18]，擾釀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下約300名學生，雙方對峙，期間未有大型衝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19]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後用意是打倒共產黨。[來源請求]

4月20日，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稱，有人借題發揮，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有人造謠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並公開號召大學生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到工廠、農村、商店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大字報指：「火燒中南海！」報告亦留意到活動趨於組織化，一些學校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以至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實行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20]

同時，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罷課潮爆發

4月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學生總結歷次學潮的失敗在於沒有統導，北大學生王丹宣佈廢除原有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並宣佈直至5月4日前，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罢课争取民主。[21]

4月21日是運動擴大的轉捩點。当日人民日報首次发表题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22] 文章令學生大為不滿，社論發表當天，多個城市爆發示威。陝西出現自胡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新城廣場的群眾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停車場聚集1萬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強行帶走，激起群眾不滿，武警與群眾對峙，直至晚上6時下雨，不少群眾離開。[21]

當日南京大學學生會門外亦有3000名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口號是「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南京大學還有標語說：「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鬥迎接五四」、「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辦？」[21]

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華門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国人大，聲援學生，但未获接收。[23] 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靈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並要求官方媒體报道学生悼念活动[24]，都未獲政府同意。[25]

上街的學校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郵電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北方交通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學生們高叫：「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新聞自由！」「民主萬歲！」「反對獨裁！」「愛國無罪！」沿街群眾不時向學生鼓掌，這時學生情緒高漲，呼喊：「人民萬歲！」「理解萬歲！」「我們幹什麼？我們去講真話！」還有群眾沿路派開水。上街的學生隊伍組織嚴密，他們一般五至七人一排，手挽手行進。有的學校學生隊伍的外圍學生互相手拉著手圍起來，防止外人進入。
[编辑] 三學生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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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零時四十分，學生陸續進入天安門廣場。[26] 下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門前，中間一人举着请愿书，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嘗試扶起学生，有學生淚流滿面，更多學生齊喊：「站起来！」。[25]

這一場面引起全國以至黨內外的關注，有一些黨員回顧事件時指，不少老黨員經歷過學運，眼見學生下跪，領導人卻不問不聞，心裡感覺共產黨怎會變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對象。[27]
人民大会堂前的梯楷上就是三名学生代表跪下的地方

一名身處在現場的香港記者的描述：「接近中午，學生代表決定，不提任何條件，只要求李鵬走出來與學生公開對話。早在四月二十日新華門前，群眾已曾高叫『李鵬出來』，但其一直未曾現身。在胡耀邦追悼會完結之際，廣場上的學生呼聲，同樣沒有得到他的理睬。不僅學生的呼聲李鵬不理睬，連學生在石階上跪著遞請願信他也不出來接，甚至廣場上群眾高呼『不對話，絕不走！』他亦堅拒對話。 國徽之前，殿堂之外，女學生激動流淚，男學生悲憤握拳，有人發起狠要衝軍警的警戒線，軍警迫得後退。追悼會完結了，參加儀式的人群魚貫而出，不少人留在石階上，看到推擁的人群，看到請願的學生。一些知識分子出來，看見正跪著的學生，悲憤交集，一下子跪下來，擁抱著學生。《新觀察》主編戈揚老太太，氣得指著門前的警衛說：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學生？ 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時後，纔獲准進內送花圈和請願書。」 [28]

但是公安部給中南海的報告卻有不同的說法：「台階上的三名學生代表始終舉著紙卷，警戒線內的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曾試圖將他們扶起，後治喪辦的兩位工作人員從大會堂走出與他們談話。十三時三十分左右，三名學生代表舉著紙卷下了大會堂台階，回到學生隊伍中。」[29]在追悼會期間，天安門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学生雖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學生担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來源請求]
[编辑]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當日黃昏時分，西安、長沙出現嚴重騷亂，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佔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30] 長沙亦有38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31][32] 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计劃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復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33]。
同日，北京高校临时学联成立并向全国各高校倡議无限期罢课，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争取自由民主」。時事社的「中國也出現擺脫『官方新聞』的跡象」的報導稱：「中國的報界也終於出現試圖擺脫官方報導的跡象，先驅者是北京的《科技日報》。」當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報道学生游行活动。[34]

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不约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牺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4日，安全部門描述西安高校情況時指出，近兩天，西安市高校表面上已恢復平靜，但學生們對「四.二二」事件的處理卻議論紛紛。西北大學發佈了緊急通告，要求學生為大局著想，通過正常渠道反映訴求，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不得擅自上街遊行，違者後果自負。學生心裡不服。[35]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学生代表會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與官方會談，對话流产。上海市委則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當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嚮，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泽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晉身中共領導層[36]。
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编辑] 四二六社論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

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頭版發表[37][38][39]。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响。

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往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

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湧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論，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四二七大游行

学生召开記者會反駁「學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並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決定舉行四二七大游行。[40] 由於四二六社論的嚴厲批評，學生害怕中共鎮壓故在游行前寫下遺言。
[编辑] 四二七遊行

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41]，雖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遊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42]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此次游行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大胜利，香港《明报》甚至说“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称为‘四二七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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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44] 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誤；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對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會上，袁木承认「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45]。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後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學生批指責袁木回避实质问题。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數千名学生遊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编辑] 短暫的緩和

自4月30日起，學潮表面有所緩和，雖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約30%高校生已陸續復課。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話題包括学生關心的反貪問題，言談間陈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僅數百元，不會參與貪污（然而六年後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後被判16年有期徒刑）[46]。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與學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動。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北京大学球场外召开记者会[47]，再次提七點要求，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懲處日前新華門毆打學生的人；反貪污、反腐敗；並且盡快起草新的《新聞法》，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回辦報的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由全國政協出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檢討政府政策失誤等[48][49]。

學生同時宣讀《告香港同胞書》，申明這是一場民主愛國運動，旨在加快政改、反腐敗、倡自由、對政府提合理意見，籍著建立完善社會制度，可加快祖國統一。「我們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支持我們的行動，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鬥爭進行到底。」[48][49]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學生事前特別強調，遊行口號必須排除反共口號。北京高自联則選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帶領學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訪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當天，新華社罕见地刊載學生声明的全部内容[50]。

在聲明中，學生特別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這份聲明隨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5月3日派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反擊學生言論。袁木在會上批評學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並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講話內容包括：

    一、政府與學生對話不能排除合法的學生組織；

    二、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批評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現了學生「幼稚的衝動」；

    三、請願書帶有威脅性質，「從請願書中看出確實背後有人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的動亂……是極少數人在背後製造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何東昌期後亦指，4月22日三名學生「在封建的習慣下」跪求總理接請願書，「非常擔心他們背後有人」。

袁木在會上只承諾，當5月4日出現大遊行時，政府將平心靜氣待之，但袁木卻說，對於「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惡毒的人……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51] 袁木的答覆引起一些學生不滿，但情緒似沒有四二六社論發表後高漲。有學生認為袁木強硬態度，可能是政府要動手的警號，亦有學生不滿政府不承認自治聯合會、把他們當成是「動亂之一小撮」，難以令人接受。

當天，高自聯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學生代表舉行會議，決定明天是否去廣場遊行，在場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同一時間，廣東一家向海外發行的報章《亞太經濟時報》在北京籌劃一場新聞界研討會，該會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運動的精神，剛好碰上學潮，會上議題集中在《世界經濟導報》查封事件，席間各人爭論應否加入遊行，最後會議擬定發起新聞界聯署要求與主管新聞的中央領導對話，同時媒體員工可自願參與學生，在五四當天一起遊行[49][52]。
[编辑] 五四運動紀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舉辦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該文章由鮑彤起草，經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審核，期間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講話中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但趙紫陽認為目前氣氛不宜加入該內容，事後趙紫陽亦因此講話被指不聽意見。
显示▼趙紫陽五四講話撮要[53]

趙紫陽的講話一方面強調穩定的重要性，同時亦強調學生的要求與共產黨是一致，在學生之間頗獲好評。
1919年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

5月4日在北京，五十一所高等院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了「五四」宣言，向公眾宣佈五日復課；並呼籲「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54]。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後，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會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說，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38]。

人民日报當天在头版報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報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並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課」。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學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學生罷課，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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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55]
[编辑] 絕食潮開始

此後一周，學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擔心這種定性會為學業和就業帶來極大影響，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後算帳」，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將學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們向全國發出絕食書，引用了毛澤東「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等語錄，筆調極富感情色彩。

絕食宣言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愿，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挂、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遙遠，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呀！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而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不忍心留下祖國就這樣死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偷生。

當我們挨餓時，爸爸媽媽們，請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愿望，那就是讓你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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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绝食学生濒危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多間医院乃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嚮應，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來源請求]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包遵信等到广场宣读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并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8][59] 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開始針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輿論逐漸同情學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但政府拒絕公开直播问题，會面無限期中止。当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訪問北京，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欢迎仪式临时移師首都机场舉行，原定在北京市区的活动則取消。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也只得取消。外国媒体猜测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動搖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來源請求]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說：「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學生未有理會勸告。

當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戈爾巴喬夫時，向記者說：

    「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决定，雖然這個决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認為這番話觸發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決裂。[來源請求]上述講話發表後，北京學生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例如「小平糊塗」、「老眼昏花少而無能」、「八十五歲，尚能飯否」等等，而參加遊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門的旗號，外交部、郵電部、國家體委、中宣部、國家教委、國中央、中央黨校、求是雜誌等等單位，都有幹部參加遊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中國當時所出現問題，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又形容鄧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並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論」，結束老人政治，獨裁者必須辭職。发动知识分子签名。[60] 同日，冰心、艾青、夏衍、钱钟书、冯牧、沙汀等30多位作家也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与学生对话，同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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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探望
中共中央總書記赵紫阳來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溫家寶在2003年成為國務院總理。

趙紫陽披露鄧小平仍然為中共掌舵人後，鄧小平成為外界抨擊對象。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召開會議，李鵬等常委把矛頭指向趙紫陽，認為局勢難以控制是他一手造成，並強烈要求採取果斷措施，終止學潮。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在北京戒严，并在五位常委分别表态后，正式确认了实行戒严的方案。[62] 有說法[63] 指趙紫陽當晚以「不能認同大多數常委意見」為由，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

5月18日清晨，趙紫陽、李鵬等人前往醫院探望因絕食學生後，趙紫陽當即撰寫辭職信，內容說「我對小平同志和常委會議作出的關於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方針，沒有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我原來的意見。為此，我請求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信件送交楊尚昆，楊尚昆把信件扣下，並勸趙紫陽顧全大局，收回請辭。[63] 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會晤50分鐘，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時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趙紫陽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說完，趙紫陽向在場同學鞠躬，同學們熱烈鼓掌，並紛紛索取簽名。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64]。

上午10时左右，李鹏、姚依林、乔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及几位军队负责人一同前往邓小平家中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并指出不能承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因为“那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足”。同时，邓小平在会上还提出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鹏继续当总理，并由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一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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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戒嚴令

5月19日，晚上10時，由喬石主持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喬石在開場白中特別指出，「趙紫陽同志因為身體不適，向大會請假。」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頒布《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軍隊開往天安門，學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38]。該戒嚴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66]

戒嚴令說[67]：

    鑑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李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戒嚴令，由市長陳希同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列明北京市市區的戒嚴範圍，期間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同時禁止境外記者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工廠、礦場、企業、街道等單位採訪，市內多處擺設交通路障。


法新社19日電，逾萬北京市民當晚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指「所有進入廣場的主要路口都被老百姓封鎖」「十九輛從西面開來的裝滿士兵的卡車被成千上萬名企圖說服軍人們不要使用武力的人阻止住了」。北京地鐵工人關了電閘，避免部隊通過地鐵開往天安門廣場。有人更躺在馬路上，阻止軍車前進。[來源請求]

20日凌晨二時，學生領袖宣佈有20萬人參加絕食活動。在當天記者會上，王丹說：「昨晚，我們作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定，即停止我們的絕食活動。但是，李鵬和楊尚昆說這次民主示威活動是『動亂』，所以有二十萬人將繼續進行絕食。」一位北大語言教職員說，他之所以參加絕食，是「因為學生是對的，我們的政府錯了。」

戒嚴期間，廣場仍有逾十萬民眾聚集，記者仍然在採訪。市郊雖有零星流血衝突，但軍隊接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衝突並不嚴重，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淚，一些顯得不知所措，事後盛傳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68]。

5月21日，赵紫阳已然失势，北大自治会开会决定继续派学生阻挡军车進城外，並計劃從廣場撤离學生。同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報《文匯報》在社論開天窗，寫上「痛心疾首」四字。[69] 香港民眾發起當時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成立支聯會發起籌款，數以百萬的捐款送到支聯會的戶口。此時軍方在北京派出直升機，在廣場上空撒下李鵬講話傳單，引起學生鼓燥[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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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人上街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參入隊伍，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70]。

26岁湖南浏阳市中学教师余志坚、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及26歲的汽車司機鲁德成，下午2时将颜料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在场學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無意推翻共產政權，把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3人最后被判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阳监狱服刑。余志坚于2000年获释，2009年前往美国获政治庇护。2006年，喻东岳服刑16年9个月后获释，于2009年前往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但據報他因遭毆打而精神失常。鲁德成在1998年假释出狱，2004年往加拿大获政治庇护。[71]。

5月23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由广场迁回北大总部，以5：4票决定王有才任秘书长。会议决定扩建秘书处、，建立部委班子，并計劃成立财务相關的委員會。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无一人死亡[70][72]

5月25日，廣場上盛傳趙紫陽被指控帶領反黨，同時胡啟立、閻明復、鮑彤、溫家寶、杜潤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級黨政幹部，據說被點名指為「反黨集團成員」，同日国务院总理李鵬公開接見外國駐華大使，顯示他仍然掌權。

當時身處美、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萬里的取態備受關注。他在多倫多時說：「学生、知识界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促使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73]，并称「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70] 正因為這一說法，外界當時期望他能以中國憲法上最高機關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嚴令、恢復趙紫陽的職務，但萬里提早結束對外訪問，5月25日凌晨經上海返回，期後以身體不適為由，留在上海治療，並沒有回北京召開會議。

5月26日，新華社發放消息，中共元老陳雲主持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窮、余秋裡、劉瀾濤、楊得志、蕭克、陸定一、姬鵬飛、耿飈、黃鎮、宋時輪等人，會議通過「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其後徐向前、聶榮臻表示戒嚴部隊不會對付學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李先念稱，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煽動學生反對共產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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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什麼...我在香港要監視也就先監視李卓人吧?
只怕4487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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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聲援

5月27日，香港市民為支持八九民運，於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活動持續了長達12小時，共籌得1,200萬港元，入場觀眾人數估計近百萬；活動後，李卓人代表支聯會把100萬元港人捐款送到北京時被拘留，迫簽悔過書，三日後才獲釋，而款項被北京當局全數沒收。

5月28日，星期天，市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剛發佈戒嚴令時的那種疑慮感，街道上秩序井然，大大小小商店又出現了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上午十時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首都高校的學生，從各自的校園出發，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據統計，參加這次遊行的高校超過三百所，人數最多時達五萬人左右，沿途主要呼喊「解除戒嚴」、「罷免李鵬」、「召開人大」等口號[74]。

5月29日，当日，北高联实行常委轮值主席制度，北高联通过会议决议，由北高联常委杨涛、郑旭光等人从北高联财务部和北大自治会财务部领取特别费用成立特别纠察队，制作特别标志，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组建专门纠察队，设法在6月上旬组织一个全市学生游行，将学生撤离广场。专门纠察队主要是为了控制李录。

5月30日，早晨，「工自联」的广播称：诙会执委沈银汉被捕了。另一名叫白宗雄的执委，也被北京铁路公安分局抓走了。 广播还说「工自联」将于上午九时到北京市公安局交涉，要求释放沉、白等人[75]。

上午，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餘名師生集體創作高达七米的「民主之神」雕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76]。十二时整，学生代表发表了「民主之神宣言」。

「民主之神宣言」
親愛的同學們、戰友們、同胞們：

今天在人民的廣場，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她奉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援我們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

久違了，民主之神。七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 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 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 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 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 民主之神，你是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 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 ……

我們堅信，真正的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 這一天會到來的。 中國人把民主之神永遠掛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接着，学生代表、艺术家和市民代表一起给「民主之神」像揭幕，并放了气球。 中央音乐学院等校的学生进行了现场演出，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欢乐颂」等歌曲，最后，广场上所有人士齐唱「国际歌」，齐呼口号」[78]。引起天安門管理處不滿，指該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學生做法損害國家尊嚴[70]。

6月1日，晚上，刘刚以及外高联的一些人来到北大，要求成立“全国高联”，因北高联、北大自治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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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與留守

當時學生已分為溫和派和強硬路線，部分人主張撤守，一派主張留守。[80] 在局勢日趨緊張下，學生之間的矛盾也日漸突顯。他們的分歧在於：誰負責做總指揮？誰管財務？接下來應採取甚麼抗爭手段？更迫切問題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80] 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81]

在「撤退」和「留守」問題上，高校學生聯會秘書長王有才認為靜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張盡快先撤回學校，再謀行動，但柴玲等人則認為必須留守，並指控主張撤退的人為「投降派」。當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入北京時，不同派別的學生爭相搶奪這批學生[81]，而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學生廣播站，也成為佔據的對象。學生領袖封從德（柴玲当时的丈夫，学联高级领导人之一）說：「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二、三次。」[80] 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81]。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際，香港演藝界5月27日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籌得逾千萬元捐款，物資陸續運抵北京，為當時已現疲態的學運注入一支強心針。然而學生的矛盾並未平息。

6月1日是「六一兒童節」，少先隊員無法按慣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主題隊會和瞻仰紀念碑，但還是有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到廣場來，他們在廣場上受到學生們熱情的歡迎。「學運之聲」播出了給少年兒童的信，表示節日的祝愿，希望他們好好學習，為社會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並解釋說廣場上的學生們正在為孩子們的明天在奮鬥。今天，凡是帶孩子的，就可以出入廣場上所有地方，也能上紀念碑。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聚集在「民主之神」像前拍照留念，廣場上的氣氛顯得輕鬆而愉快。

中午十二時，李祿、柴玲、封從德在紀念碑上召開新聞發佈會，說「今天凌晨四時左右，發生了一起廣場學生試圖綁架『絕食團總指揮』柴玲、封從德事件。」據瞭解，現在廣場上的很多絕食學生對「絕食團指揮部」的擅作主張和財務混亂非常有意見，不少學生懷疑一些捐款被學生頭頭挪用或私自截留，綁架事件的發生即與此有關。

6月2日，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的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張撤離的知名人士宣佈在天安門絕食72小時，籲學生和政府重新開展和平對話[70]。

《六‧二絕食宣言》

「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愿，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這種對和平請愿的學生和各界民眾實行戒嚴和軍管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我們絕食，呼籲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們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失誤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劉曉波事後指，他們是為了勸退學生才加入絕食，希望令自己在學生之間擁有發言權，料不到這反而堅定了學生的決心；當面對學生高漲的掌聲時，他們也覺得心情興奮，把原先的理智拋諸腦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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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清場　
[编辑] 清場令下達

6月3日，中共中央調集20万戒严部队，決定清場，相關的軍隊包括北京军区第24、第27、第28、第38、第63、第65等6个集团军，济南军区第20、第26、第54、第67等4个集团军，沈阳军区第39、第40、第64等3个集团军，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以及空降兵第15军、炮兵第14师、卫戍第1师、卫戍第3师等。[83] 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當晚6時半開始，戒嚴部隊透過廣播器、電台、電視，例如中央电视台等等，發出一則通告：

        一，三日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首都公安幹警配合；
        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四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六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
        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
        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當天晚上，楊尚昆、李鵬、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等在中南海坐鎮指揮[84]，並發出三段《緊急通告》。通告反覆廣播三十多小時，節錄如下：

    全體市民們：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85]。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86]。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87]。

    ……戒嚴部隊指揮部，絕不能置諸不理。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88][89][90]。

木樨地抗爭

6月3日傍晚，北京傳出部隊進城的消息後，天安門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聚集了數千學生、市民，[91]。有學生指這是軍隊進城的必經之路，要求民眾阻截部隊。晚九時許，三輛無軌電車被人推到木樨地橋上橫著；有人將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在街道兩旁堆起水泥牆，還有人開卡車和三輪車運來磚石。行動由民眾臨時湊合，無人指揮。[92]。

不久後，戒嚴部隊到達，並釋放催淚彈，幾十名戒嚴部隊隊員手持木棒，市民和學生以碎磚作反擊，士兵立即排成一線，操向大橋，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並一邊向市民開槍，響起密集槍聲，有人中彈倒下。部隊前進一段，人們就向後退一段，有民眾大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約十分鐘後，戒嚴部隊穿過木樨地橋，來到二十二號部長樓和二十七號樓之間的北京地铁木樨地站一帶 [93]。

民眾退到大街兩側的街心花園和樓房之間，以樹叢、建築物作掩護，繼續喊口號狠斥部隊，並投擲石頭；戒嚴部隊士兵推開電車、清除路障，並且開槍還擊。有目擊者事後憶述，哪裡有人喊「法西斯」，哪裡有人扔石頭，部隊馬上用衝鋒槍向那裡掃射。約百名民眾倒在血泊中，由其餘民眾將他們送入復興醫院[93]。十一時許，手握衝鋒槍的士兵、裝甲車、軍用卡車列隊向天安門方向駛去，期間有市民焚燒了3輛電車，以阻截後續部隊。[94]。

在槍聲中，復興門外大街兩旁大樓的居民探頭出來痛罵，也有人扔東西，戒嚴部隊開火還擊，從木樨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路段，兩旁建築物佈滿大量彈痕。二十二號樓、二十四號樓兩幢部長樓，共有三人被槍殺，其中包括住在22號樓8層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員宋汝棼女婿尹敬，當他進廚房開燈時，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中頭部死亡，葬於八寶山人民公墓2區17排12號 [94][95]。

根據香港電台《神州五十年》[96] 綜合所得，木樨地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97]。官方並沒有披露實際開槍時間和死傷人數，陳希同只說部隊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90]。

此時的長安街被路燈照得一片通明，而四外的街道則沉在一片沉沉的黑夜之中。新華門前，站著近百名士兵，有市民怒斥，有的還扔小石，士兵們一言不發。期間有學生想將一名受傷的軍人送入新華門內，士兵立即子彈上膛，大聲喝止[98]。與此同時，第一輛裝甲車以高速衝入天安門廣場，有人向裝甲車投擲氣油彈。裝甲車掉頭再向西單方離去[99]。

6月4日凌晨以後，一輛裝甲車在建國門高速撞向一輛軍車，車上載滿正在與軍人談話的群眾，當場壓死4人，其中3名是軍人，但裝甲車沒有停下，不少人顯得悲憤，一些軍人甚至流淚。[100][101]

在天安門上，一些學生領袖仍喊著不能抵抗，但很多民眾拿著刀跑來廣場，有人激動說：「你們還喊甚麼不能抵抗？我們的兄弟姐妹都已經死了，你們不能這樣喊！」[102] 但是在长安商场和铁道部的附近，愤怒的市民对武装力量进行了攻击。据目击者表述由数名士兵因为攻击导致死亡，而后士兵开枪扫射，铁道部大楼内内有数人，因此导致伤亡。

進駐天安門

6月4日凌晨零時1時許，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103][104]，一名裝甲車司機被學生帶上一架巴士並關上門[105]。陳希同後來的報告指，6月4日凌晨以後，有幾名暴徒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開着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邊開槍，但他沒有表示是否同一部裝甲車。

凌晨1時，據共青團北京市委《70天大事記》所記，天安門廣場尚有學生、市民數萬人。[106] 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內容完全相同的《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107][108][109]

上万名的市民和极少部份學生，在听到《通告》后，開始离開廣場。凌晨二時許，几十万人的廣場，只剩下几千名學生和市民了。[110] 同一時間，大批士兵駐守中國歷史博物館、前門箭樓以北及毛澤東紀念堂以南的廣場上。人民大會堂之內亦有一比士兵候命。[110]

二時左右，十几名學生和市民提著汽油桶等，試圖點燃停靠在金水橋的軍用卡車，當場被戒嚴部隊抓獲。不久，建國門、東單方向傳來密集槍聲，許多示威者從廣場東北角往人民英雄紀念碑跑。廣場西北角的「工自聯」指揮部也開始撤离。与此同時，在歷史博物館北門外站列待命的士兵，則手持棍棒和沖鋒槍，衝向長安街，封鎖了長安街以東的路段。[111]

當時身在廣場的侯德健憶述，起初以為士兵只用橡膠子彈和木棒，有學生還給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膠頭盔自衛；但到凌晨2時，兩位醫生和兩位學生趕來告訴他們軍隊是開真子彈[112]。陳清華表示，他與李蘭菊留在廣場東面，目擊一名死者，死者的弟弟是一名中學生，知道哥哥過身後衝出廣場，說要跟軍人拼命。[113]

凌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96] 凌晨2時半，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114] 凌晨2時45分左右，上述的中學生被抬回廣場急救，大腿動脈中槍，最後在廣場上流血不止而死。其後李蘭菊暈倒，北京學生將她和陳清華強行送到醫院，發現醫院到處都是死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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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勸諭

3時左右，封從德表示，約3000至5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107][116]，此時正絕食的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決定勸學生離開，並在廣播中說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喚醒人民，讚揚學生不畏死的精神。劉曉波等人發現有學生之前從軍隊搶來的槍支，要求立即砸毀槍械，並命令學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否則解放軍就會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學生開槍。[117]

根據戒嚴部隊指揮部記錄，3時45分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人坐著救護車從紀念碑那邊開過來，舉著雙手，要求談判，部隊派出一名團政委與他們接觸。侯德健等人說，願意帶領廣場上的學生撤出，要求解放軍不要開槍，並讓他們組織隊伍撤離，團政委隨即回來向領導匯報。

4時正，清場時間到。廣場上全部關燈。戒嚴部隊發出廣播，內容說：「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全體同學，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118]

等候在馬路邊的侯德健等人拚命大叫：「我們是侯德健！」「我們是來談判的！」「千萬不要開槍！」不到3分鐘，團政委回來告訴侯德健等人，政委說，「總部同意你們的請求。請你們立即帶領學生撤離廣場，往廣場南口撤。時間很有限。我們不會開槍。」聽完答覆後，侯等四人立即赶回去。[119]

示威者撤離

在4時關燈時，廣場上亦陷入恐慌。戒嚴部隊指揮部同時播放「清場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這時，紀念碑上的學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點起了幾堆篝火，人群一起高唱國際歌。[120]

根據封從德、侯德健憶述，當時學生正以「聲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兩把聲音旗鼓相當，但考慮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聲呼叫，學生領袖認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離開[121][122]。同學和市民、工人、市民糾察隊、北京的同學撤到海淀區去，往中關村走。[121]

當時大批戒嚴軍手持衝鋒鎗指向紀念碑。根據學生憶述，當時一批手持木棍、電棒的武警和軍人衝上紀念碑的第二層、第三層，追打學生，不少學生被打至頭破血流。學生於是被迫向下層逃走。同時，大批坦克車和裝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 將廣場上數百個帳篷營幕撞毀輾平，民主女神像也在此時被輾毀[123]。

4時20分，廣場再次開燈，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廣播說：「同學們，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請同學們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指揮部，六月四日。」並且重覆廣播。[118]

約凌晨4時45分，學生開始撤退。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大批學生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撤離，期間不时喊「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124] 5時20分，天色已明，廣場仍有約200名示威者不肯離去，坦克陣堵住了廣場的通道。這批人不斷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戒嚴部隊反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並向天開槍鎮懾。約5時40分，清場過程基本結束。 [125]

4日清晨，群眾又在木樨地重新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有人怒罵士兵，有人向軍車扔磚頭。木樨地、北蜂窩、公主墳一帶，很多市民都出來了，不少人圍著軍車訴說。軍人木然地坐在卡車裡頭，毫無反應。10時半左右，有人點燃衣服，扔向一輛指揮車，隨後更多市民加入，數十輛軍車被燃，軍官命令部隊全部撤離。[126]。復興醫院門外聚集著一群人焦急詢問親人下落，醫院外貼著一張死亡者的名單，列出42人；附近的鐵路醫院公佈的死者名單有23人，郵電醫院則有16名死者。[127]。直到下午四時，復興醫院停屍房向公眾開放，約數百人去領屍，屍體滿在停屍房內外，有的用白布蓋著，有人在醫院門外燒衣紙 [127]。

清晨時份，從廣場撤退的學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歡呼。約6:15，一隊學生從天安門轉入長安街，到達六部口時，離黨政中樞機關只有50米的地方，三輛坦克衝來，發射催淚彈，許多學生被碾，馬路邊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傷。[128] 其中一名受害人方政，雙腿被坦克压輾壓，後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129]，2009年他在美国安装上智能假肢，呼籲尋找六四真相。[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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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場後
[编辑] 輿論的震動

胡耀邦逝世時，正值戈爾巴喬夫訪華，標誌著中蘇關係解凍，北京因此吸引了全球主要媒體進駐，卻適逢期會，遇上全國學潮，並以卫星和电话直播事件，令這次學生運動比過去的天安門事件，更受到國際注目和同情。

随着事態发展，政府命令北京旅店停止轉播CNN，並命令外国媒体关闭卫星传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新闻记者Dan Rather在现场新闻报道時，在政府官员监视下，被迫終止發信卫星信号。[131] 六四清場後，警察也搜查记者的膠卷，以防照片流出。其中一名拍攝王維林阻檔坦克前進的记者Jeff Widener指，当他在北京饭店5楼拍下該場面後，立刻把胶卷藏在马桶盖下。不久，警察進他房间搜索，沒收了部分胶卷，他的胶卷则是由一名美国学生藏在内裤，偷運給美联社出版。[132]

除了境外媒體時，不少與中共有關的媒體對學生亦予以同情。

6月4日早上6時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陈元能當晚这样报道[13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134]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135]

6月4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亦一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消息：

    本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為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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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天，《人民日報》的新聞選材，事後被中共批評為含沙射影。其中國際新聞選用南韓光州事件，標題為：「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報道波蘭局勢時，標題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題為「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關於中東局勢，題目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會和體育版則分別報道「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一條關於殘疾人運動會的報導，標題為：「不能被征服的人」。[137] 事後《人民日報》總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都被撤職，編輯吳學燦被判入獄四年。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张宏民、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神态廣播。此后不久，杜宪与另一名同情学生的主播薛飞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编辑] 五日至九日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駛入長安街，一名被称为王维林的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隊，爬上坦克并与坦克乘员对话，他隨後被其他市民接走，但有人认为带走他的人是便衣警察。[138] 有目擊者指上午9时多，鬧市口中街有小學高年級生中槍。[139]

6月5日，北大自治会决定学运转入地下，并准备于6月25日在北海公园开会，但因形势急转直下，未果。同时，鉴于北京的严酷形势，谢健、王有才、蔡健等人委派马学理代表王有才去上海发展，看看学生运动的主力是否能转移到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去。 [12]

6月5日，戒嚴部隊先後發出兩段《緊急通告》：

    「凡在這場反革命暴亂中參加打砸搶燒殺等犯罪活動者，必須立即向公安機關和本單位領導坦白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凡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葯者，必須將槍支彈葯立即送交公安機關，不得隱匿或擅自處理。」

    「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發現造謠者要立即向本單位和公安機關報告。」「遇有暴徒進行其他犯罪活動，要記下暴徒特征，立即向公安機關報告。」[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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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後來戒嚴部隊提供舉報熱線，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6月6日《明報》頭版報導「李鵬中槍」[141]，指有年青武警軍官於人民大會堂內射殺李鵬並身亡，後來被證實為誤報。同版新聞還有「北京兵變，互相開火，四路大軍圍攻二十七軍」、「死十萬人也要再殺」、「盛傳鄧小平病逝」等等。後來張健波指出，當時很多信息是無法核實的，有些根本無從判斷真假，而且很受當時的情緒牽動，不止是編輯室的，而是受整個社會的情緒牽動。[142]

6月6日下午，袁木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其中張工指出「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143]

6月8日，柴玲逃亡後發出錄音，指解放军向廣場纪念碑开枪，並說坦克施放毒气、輾压撤退学生，有的「還在帐篷裡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饼」，此說法事後被強烈質疑[144] 柴玲最後指「以楊尚昆、李鵬、王震、薄一波為首的偽中央，滅亡的日子不遠了，打倒法西斯！打倒軍人統治！人民必勝！共和國，萬歲！[145]」。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層沉默一星期，全國謠言滿天飛，有說爆發內戰、領導人身亡，全國仍有示威。[142] 直至6月9日上午，鄧小平在黨政高層陪同下，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鄧要求各人起立為死難軍人默哀，然後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次平息暴亂中，我們那麼多同志負了傷，甚至犧牲了，武器也被搶去了，這是為什麼？也是因為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這裡順便說一下，以後再不能讓人把武器奪去了。」「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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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死難者

关于死伤情况，各方報告相當懸殊，一般均认为死伤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許多受難者死於國際禁用、俗稱「炸子」的達姆彈。北京軍醫蔣彥永大夫證實當時軍隊在屠城時大量使用達姆彈。[168]

天安門目前共紀錄了186人死亡[169]，有傳袁木稱六四沒有死一個人只是誤解。[170]，《天安門文件》稱當時中国红十字会报告有2600人死，但在政府壓力下撤回報告；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指死亡人数為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鮑樸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則以北京衛生和公安等部門資料指，共313人死，當中有23名官兵。《世界日报》(2008年6月4日）引述杨尚昆指死者超过600人。[171]

柴玲出逃後曾發表錄音說：「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廣場最外層的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聽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這些裝甲車把帳蓬，灑了汽油，還有同學們的屍體，統統都焚燒了。往後就用清水去灑地，廣場就不留一點痕跡。[145]」。

直至1995年10月，廣場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的訪問首次播出[172]，他說當天留守至6時半，沒看見有人死在廣場。「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撒退的人群等等，那麼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麼我不知道別人在哪裡看見，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有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麼，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只不過是滿足了我們一時泄恨、發泄的需要而已，那麼，這個事情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麼之後的話你再也沒有力氣去打擊你的敵人了。」根據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官方錄像片段，經侯德健勸籲下，學生最後完全撤出廣場[173]。

唯一肯定是，所有學生領袖及知名人士全部生還[174]，死者中亦不包括當時採訪的境外記者及從海外到場聲援的學生。[175][176]

時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稱，自6月1日起，「戒严部队战士」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又指示威者用鐵棍、鐵鏈、菜刀、燃燒瓶、噴火器攻撃破壞[90]，長安街有軍車司機被打死；西單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軍人被打死，屍體掛在焚燒中的公車。崇文門過街天橋上，一名士兵被人從橋上扔下，被澆上汽油燒死，一名士兵的屍體被懸掛於阜成門立交橋的欄桿上；翠微路口，軍車被人投擲燃燒物，6名軍人燒死。[177] 一名市民因對外國記者講述六四事件軍隊殺人，片段被政府在衛星上截取，在中央電視台發動群眾檢舉，該人最終被判十年徒刑。[178]中國曾公布的軍人死者名單包括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馬國選、王錦偉、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楝國、王小兵、徐如軍、臧立傑等人[179]，他們死後获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2006年，在四川死亡的周国聪，其母獲政府發放「困难补助」。[180]

至於差異最大之處，是關於天安门广场内外的死伤情形。中国政府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181]

1989年6月8日柴玲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6月29日吾爾開希亦指天安門廣場有數以千計同學死亡，他的朋友親眼看見軍人在廣場上燃燒屍體。[182][183] 但侯德建強調他當時在廣場上，卻沒看見廣場上屠殺情況，他說「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麼之後的話你再也沒有力氣去打擊你的敵人了」[184]。然而，天安門母親的確認名單中，有2名学生分別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和毛澤東纪念堂附近被射殺。[185]

2011年6月，六四事件22周年前，一份由维基解密泄露出的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出的电文称，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未发生流血事件，但是军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在其他地区向抗议者开火。[186]

此外，2009年5月25日香港電台鏗鏘集拍攝郝致京、袁力、段昌隆和王衛萍四名死者的墓地，其中郝致京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袁力之墓寫著「故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段昌隆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難」，王衛萍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遇難身亡」；該墓園地段特別安裝了閉路電視。

goahead

香港學生跟大陸學生最大分別就是...
香港學生會為實現理想而發聲
而內地學生卻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做不了
但他是有能力做的...但還是害怕得罪政府

這不是我說的...而是一個優異香港中學生跟一位內地大學生對話後而結論出的
你還甘願被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