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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2-2 21:07 | 只看該作者

[轉貼] [轉貼]為大明捨生取義的朝鮮志士

西元一六四四年，即大明崇禎十七年、大順永昌元年和大清順治元年，有個朝鮮人來到在北京昌平縣城外的明思宗墓前，絕食七日七夜而死。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事，我國史書是絕不會記載的，但朝鮮的正史和野史卻大書特書，讚美這人是「千古義士」。

該年正是明、清易代之年，「城頭變幻大王旗」，先是李自成的農民軍輕取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繼而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拒降李自成，向敵人滿清乞師，一舉擊潰農民軍。滿清「冷手執個熱煎堆」，得以順利入主北京。在那兵荒馬亂的大動盪時代，這個朝鮮人之死，自然沒有人會留意。但他該有同伴的，也許是家人，又也許是友人，否則他的事蹟便不會流傳回本國了。

他叫崔孝一，朝鮮關西人。崇禎末年，崔孝一舉家浮海，在山東登州海邊登陸，輾轉投靠山海關外的甯遠總兵吳三桂。這個朝鮮人為何不惜千里而來當兵？當時的朝鮮王朝已投降滿清，割斷與大明皇朝二百多年的宗藩關係，該國的志士仁人再沒法在本土抗清，唯有來到父母之邦執干戈以衛社稷。

滿清鐵騎曾先後兩次攻陷朝鮮，殺戮之慘，不下於萬曆年間的抗倭之戰。滿清得勝撤軍時，擄走數十萬朝鮮人，在遼東「人市」作牲畜般公開拍賣；家屬想贖回親人的話，則需「男黃金五蔖，女三蔖」，簡直是擄人勒索！因此，朝鮮大部分家庭都與滿清有血海深仇。朝鮮與我們的大明皇朝同樣是以儒立國，「夷夏之辨」絕不含糊，是以該國雖已臣服滿清，內心深處仍遙尊大明為天朝、上國，而崇禎帝自然仍是天子、皇帝。

朝鮮野史說，崔孝一在本國時曾當兵，也曾與清兵戰鬥。至於說他曾有意募人刺殺清帝皇太極，正史並無此說，不可信。無論如何，崔孝一是懂得武藝的，因此來到大明從軍後，立了軍功，很快便成為吳三桂手下的中級軍官——「把總官」。其實，當時有不少朝鮮人像崔孝一般來到大明當兵，當中又以林慶業最為聞名，也最為朝鮮史書所稱道。

林慶業是朝鮮名將，卻為抗清志業而削髮為僧，潛逃到大明，當上了水師總兵。及後滿清入關，他逃到南京，繼續抗清。林慶業逃亡期間，清人搜獲他的妻子李氏，迫令她說出丈夫的下落。李氏這樣說：「夫為大明忠臣，吾當死從良人，同為大明之鬼。」一字一句，滿溢忠貞。李氏說完後，自殺。清人後來捕獲林慶業，押解他回朝鮮，當眾殘酷地處死他，以儆效尤。林慶業夫妻英烈千秋，這自然是當時的崔孝一所不知的了。

即使是被迫到遼東為清軍「助戰」的朝鮮士兵，也心存忠貞。他們往往只向著大明官兵放空槍、放空炮，結果給清將發覺，嚴加審訊。朝鮮士兵大義凜然的說：我們怎能向父母之邦開火！結果他們全部被殺，得以成為「大明之鬼」。更有朝鮮士兵設法弄沉數十艘運送軍米的船，以免資助胡虜入侵大明。

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這些朝鮮人可歌可泣的義舉，可惜長久以來不為我們所知。其實，朝鮮雖是我們大明皇朝的屬國，該國百姓卻有雙重效忠之義，即除了效忠該國國王，更要效忠大明天子，而又以後者為尊。因此，當朝鮮既已無力抗清時，百姓則唯有寄望於大明了。

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傳到山海關時，「慟哭六軍俱縞素」，當中必然有本文的主角崔孝一。天子死社稷了！他這個屬國子民，還能為誰而戰？何況，他的總兵官吳三桂已剃頭降清，要當胡虜的馬前卒了，難道他也要助紂為虐？結果，崔孝一選擇了做逃兵，但沒有回國，而是歷盡艱辛來到荒涼的皇帝墓前。

我們不知道崔孝一在明思宗墓前有什麼言行，想來哀痛悼念是免不了的。當時天子之死，震驚天下，朝鮮舉國哀掉，有些人悲痛得自殺殉君，連與大明曾血戰數年的日本「倭奴」，也罷市一天。及後，朝鮮國王曾想起兵北伐，為大明報君父之仇；日本也以「華夷變態」，曾派軍出征滿清「夷狄」，後遭大風浪而止。即使到了風雨飄搖的短命南明朝代，流求（沖繩）、交址（越南）等屬國仍向明帝朝貢和請頒曆書，克盡臣子禮節，它們都無愧於大明。這些三百多年前的史事，我們現在看來難免匪夷所思了。
然則崇禎帝對朝鮮又有何功何德？朝鮮被迫屈膝簽下降書時，正是崇禎帝焦頭爛額之時，內有蜂擁而起的農民造反大軍，外有野心勃勃的滿清鐵騎，真是內外交煎。但他接到朝鮮求救消息後，立即下令山東守將領兵渡海救援。大明水師來到朝鮮海岸時，發覺該國已投降滿清，只得折回。崇禎帝歎息之餘，不忘譴責將領救援不力。這事傳到了朝鮮，君臣大感愧疚：天子沒斥責我們失國之罪，而只降罪於天將馳援不力，真是皇恩浩蕩啊！

我們不知道崔孝一是用什麼方法來哀悼崇禎皇帝。他可能用漢文寫下一篇簡短悼文，再用朝鮮語念出來。朝鮮是大明眼中的禮義之邦，文風極盛，王室、貴族、儒生以至一般平民，都能熟習漢文。大明禮部官員曾稱讚朝鮮使臣，說該國所呈交的表文非常精美，而且文采華麗，「無異中原」；使臣解釋：小邦計程車大夫也同樣是熟讀儒家經書的。偶然使臣所寫的漢詩為天朝大臣賞識時，國王則喜不自禁地說：「大抵中國之所以厚待我國者，為禮儀文獻故也，雖不可每行必擇能文之人，有意於誇示之，然或有時而擇送，則或於呈文之事，或於言辭之際，若能處之則必有益者也。」朝鮮雖有本國文字，但漢文一直是官方文字，科舉考試也必須使用漢文作答。因此，崔孝一如果要寫悼文，則必然是用漢文來寫的。他究竟有沒有悼文？我們不清楚，但崇禎帝死後六十年，亦即清康熙四十三年，朝鮮國王肅宗有以下這篇祭文：「崇禎七十七年，歲次甲申……朝鮮國王臣李赮，敢昭告於大明毅宗烈皇帝……惟帝初服，如日之揭，鋤其蟊螟，勵以宵旰，憂勤之極，累歎中朝……帝曰死守，義勿去之。殉於社稷，乃禮之經……我邦雖陋，我誠則至，尚冀監格，右此大禧。」朝鮮史書《肅宗實錄》說，肅宗念了這篇祭文後，「上嗚咽不自勝，侍臣莫不感愴」。我們現在讀這篇祭文，也有點「感愴」。祭文使用的是崇禎年號，以示不忘大明。明亡後，除了官方檔，朝鮮官民一律採用「崇禎後」或「永曆後」作紀元，如果有誰敢使用滿清年號，則被視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朝鮮此舉，無非是為了維護「春秋大義」，即義不帝清。

我國古代的宗藩關係當然不是平等關係，但也絕非西方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那種吸血抽髓的壓榨關係。大明一貫堅守「事小以仁」、「懷柔遠人」等儒家崇高理想，對待屬國以寬大為主，所以從不派人到朝鮮「監國」，也不索取一文錢賦稅。大明只要求朝鮮「事大以誠」，能夠準時來朝貢便可以了。大明需要的僅是虛榮，而非實利。大明對屬國朝鮮也說得上是恩深澤厚，正如朝鮮史書所常說的「每有所求，無不允許」。除了初期偶有齟齬，有些宦官和使臣來到朝鮮濫索作惡，又或偶有三兩皇帝索取處女、歌女和閹人，雙方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共處，並且以禮相待。神宗萬曆年間援朝抗倭的「再造之恩」，更彰顯了宗主國對屬國救死扶危的美德。明軍撤出朝鮮時，還將數萬石軍糧賑濟該國饑民。至於朝鮮每年三貢，貢品無非是些土產，諸如布匹、紙張、人參、魚肉、貂皮等，大明回贈的則是數倍於貢品價值的禮物。

換言之，大明做的是虧本生意。除了三貢，朝鮮更有各種名目的使團絡繹於道。這些使團往往數百人馬，浩浩蕩蕩，攜帶了大量貨物到大明來做買賣，因此，朝貢其實是變相的貿易，為朝鮮賺取大量「外匯」。有些御史看不過眼，請求皇帝徵收朝鮮貨稅，皇帝不以為然，例必說：朝鮮國小民窮，讓使團賺些路費又有何不可？與屬國爭利，決非泱泱大國所為。有時，朝鮮使團的隨員會幹出些違反大明律例的事，也往往得到寬恕，只交由使臣自行管教。即使是某些嚴禁售予屬國的東西，諸如軍火、史書、地圖等，也對朝鮮格外開恩，皆因朝鮮非比一般屬國，而是「箕子之國」，也即中原聖人箕子之後，所以雖是「東藩」，等同「內服」，無分彼此。每當朝會或國宴時，朝鮮的使臣都位於其他屬國之首，以示優禮。又按大明官制，朝鮮國王的官職等同大明的三品官，但世子來朝時，卻可列于六部尚書之後。這種種的禮待，都令朝鮮君臣感慨不已：「大明實厚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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