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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早期華人的社區意識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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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6-1-25 15:49:0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逍遙的安少

香港早期華人的社區意識如何形成?試就開埠以來至辛亥革命的有關資料,詳論你的觀點。


        1841年1月,義律為首的英軍登陸水坑口,宣告香港島納入英國管治,打開了香港殖民地歷史。從義律的公告中,不難發現原居民無論在禮儀及法律,一切如舊。 縱管如此,隨著政府施行地保制、保甲制,以及華人士紳及精英冒起,1842年至1911年間,香港華人社區意識日趨強烈。

        何謂「社區意識」?據學者林瑞欽、劉邦富及黃秀瑄認為有兩方面,第一是對社區有相共的歸屬感,形成社區認同,第二是撥出時間、心力、金錢等社與公共事務活動。 此外,學者宋念謙指出這是一種整體心理的歸屬情誼,包含了個人對社區事物及活動參與感、社區環境認同感及社區生活滿意度與鄰里互助關係。誠然,社區意識就是人民或個體的歸屬感。

        1844年至1861年港英政府推行保甲及地保制,形成華人自治保安區,提高了華人社區意識。據1853年第13號條例所註,華人社區以十戶一甲,產生甲長;以百戶一保,產生保長,其人選由各區選舉產生,提呈港督,以作委任,職能與警察相同,保長歸警察巡理府所管。 此外,又於1853年通過《華僑地保例》,各華人社區的納稅人自行選出不少於10人,不多於24人的評審員團,經選舉產生地保,職能如同調解員,提出方案解決華民紛爭,並協同太平紳士監督簽署協議書結案,亦可協同評審員團裁決案件或移交法院處理。地保之薪金依1857年第6號《華人登記及調查戶口條例》,於各市鎮、鄉村及轄區徵收。由是觀之,在保甲及地保制下,分成各個自治管轄區,華人需要互相協調、討論,選出保甲長及地保,處理仲裁、調解、徵稅等等事宜。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大大提高,漸漸形成了華人自治的社區意識。另一方面,1850年南天地會之亂而來的大批難民,均來自不同的地方,彼此互不認識,自有不少衝突。 地保制的推行,聚合了這些中國各地的難民,以作管治,無疑築固了他們華人社區意識。

        1870年至1890年間,華人基於共同鄉籍,互相幫助,形成了同鄉的華人社區意識。隨著內地移民增加,香港自然出現了衛生問題,例如屍首無人認領、隨處擺放,情況日益嚴重。各籍貫人士漸次關注問題,於是紛紛出資籌建同鄉會,以資助與辦理喪葬事宜,例如1887年郭義堂、1888年郭善堂、1880年代的新寧會館、1893年福仁堂和東義堂。此外,亦籌建義塚,暫存屍首,以便日後送回鄉下安葬。例如1872年聯義堂、1875年高要和高明縣義塚、1883年三水及1894年南海籍義塚。 隨著時代發展,同鄉會亦肩負起籌辦春秋二祭的工作,順德綿遠堂正是一例。1890年代中期,二祭更成為大部份同鄉會事務之一。 除了死後服務外,同鄉會亦與生意有關。例如1875年潮州籍商人成立的聚和堂,其職能便是仲裁及解決商人糾紛,並管理潮州會館產業。 1900年代,客家、廣東、惠州、嘉應等籍貫人士相繼成立行會,協助同鄉移民,亦會共同合作,服務他人,例如1872年義和堂及1873年陶義堂。 故此,早期華人成立同鄉會,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透過同鄉會的工作、聯繫、互動,華人之間的同鄉意識漸次提高,加強了鄉籍的認同與歸屬感,形成了以同鄉為核心的華人社區意識。

        1872至1912年間,精英華人透過東華醫院及保良局,加強了全港華人的社區意識與歸屬感。針對屍首隨意擺放、衛生惡劣的問題,當時手執牛耳的上流華人士紳遂與港英政府協商,籌建東華醫院,於1872年落成。東華醫院成立之後,便在堅尼地城興建「牛房義山」,安葬骸骨, 並且參與1874年風災後無人認領的屍體處理工作。 此外,東華醫院亦創辦義學,透過文武廟捐款收益,興辦中華書院,作育英才。 東華醫院亦成為調停及處理華人糾紛的場所,協助華工出洋,並且從中發現拐賣婦女問題,遂於1870年成立保良局,解救婦女。東華醫院亦多次與港府交涉,爭取華人平等權益。例如代華人入稟香港政府、要求政府登記店鋪合伙人名字,並允許華人晚上外出無須攜帶燈籠。 除了香港,也有中國,就是國內的救災工作。1877年,東華醫院籌款16萬元以解救華北旱災災民,又於1885年賑濟廣東水災,兩次皆獲光緒嘉許。 由是論之,東華醫院事事關心華人狀況,處理華人糾紛,並與港府交涉,又接濟國內災民。一方面加強了全港華人的團結與向心力,一方面又把香港華人社區意識提升至關心全香港,關心全中國的另一個層次。

        1880年至1911年間,華人精英參與政治,關心國事,有著崇高理想,把香港華人社區意識提升至更高的層次。這個時代的華人,往往深受西方思想教育與啟蒙,例如伍才、楊衢雲曾就讀聖保羅書院,孫中山、謝纘泰、何啟等則是皇仁書院,而陳少白是香港西醫書院,為他們擔任要職提供有利條件,得而為華人發聲。例如1880年伍才擔任定例局議員,便就大會堂博物館華洋分流的種族歧視,提出抗議。 何啟作為潔淨局一員,反對干擾華民生活的公共衛生法案等。 此外,這些華人精英亦關心中國的前途問題,1895年何啟與胡禮垣共同發刊《新政論議》,就中國甲午戰敗,發表己見,要求變革, 又刊登”維新”文章於《德臣西報》上。 而另一班熱血青年,則深感清廷腐敗,於是籌組革命,例如楊衢雲及謝纘泰等人成立輔仁文社,作為議政及談論革命的場所,又與孫中山等人於1895年成立興中會,並於廣州起事。 楊衢雲亦負責購買軍火,以供起事。陳少白則成立《中華日報》,主張「用文字鼓吹革命」,宣揚革命思想。 由是觀之,1880年至1912年間,香港華人精英參與香港政治,為華人謀福祉外,亦因為深受西方教育洗禮,有著利用西方思想改革腐敗中國的使命感,更甚希望改朝換代,拯救中國,故可云這時期的香港華人社區意識,已經上升至政治層面,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綜合而言,香港開埠初年港府以行政手段,劃分轄區,客觀地形成了華人社區意識。隨著移民漸多,華人同鄉意識亦日漸提高,形成同鄉社群。1870年以後,上層華人透過東華醫院與保良局,負起華人社福責任,關心中國,擴大了整個華人社區意識。最後,一班深受西方教育的華人精英,心繁國家,追求崇高理想,把華人社區意識提升到另一層次,故華人社區意識是漸次強烈與日高。

雷神稍鳴動,陰霾天空雨點滴,盼君將留此;
雷神稍鳴動,陰霾天空縱無雨,吾亦留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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